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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国行搭上社媒列车

你知道全球最多社媒追踪者的央行是哪个国家的央行吗?



可能很多人会猜,有着被形容为“推特治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央行美联储,一举一动牵动着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想必会是最多人追踪对象。

错错错!最多社媒追踪者的央行,和大马非常靠近,就是邻国印尼。

社交媒体崛起已有逾10年,连被视为“古板”的中央银行,现在也纷纷投入社媒的行列。

在大马,国家银行对社媒的使用度虽然不及印尼,却也在步步提升活跃度,除了将货币政策、防范诈骗等文告放上网,也几乎每季度上传国家银行公布经济增长率的汇报会视频。

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国行并非一定得跟上此股风潮,但若能妥善将之用作与大众“双向交流”的工具,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当然,在社媒爆炸的时代,掌管一个个社媒帐号,或许也是国行面临的一大压力。

央行玩社媒  传信息快又准

要用“控制狂”3个字来形容中央银行,再贴切不过,因为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势,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但在这个社交媒体缺乏控制的世界,可能会让这些央行“发狂”,或许也是多年来许多央行不太活跃于社媒的原因。

当社媒成为更好的沟通管道之际,央行能够置身事外吗?

国家银行早在2009年时,就进入了社交媒体世界。

在这快10年里,国行的官方面子书追踪者有接近14万人、推特有22万7000人、Instagram有5557人,YouTube则有1699人。

虽然国人用面子书多过用推特,但在不少国家,推特仍是快速传递消息的一个社媒管道。

在印尼这个众多岛屿形成交通障碍的大国,推特早已渗入该国的人民生活,印尼央行的推特追踪人数高达64万8000人,是全球之最,远超过美联储的48万6000人。

而且,印尼央行在推特上也相当活跃,发了1万5900个推文,相较美联储的4298个,以及我国的3159个。

随着经济前景变得更加艰难,东南亚央行这些年来也积极通过社媒来传达信息给公众。

尤其是在经济动荡之际,相较于过往通过媒体或第三方传播工具来传达信息的方式,央行直接“下海”加入社媒,可以为公众带来更迅速、更直接的信息。

通过社媒,央行可以尝试让市场冷静,并解释他们的决策原因和过程。

新加坡牛津经济公司印度和东南亚经济主管基索尔就点出:“这些信息肯定更加明确、强烈,且能让民众追随。”

国行社媒情况(截至11月23日)   

面子书追踪者:13万9686人

推特追踪者:22万7000人  推文:3159则

Instagram追踪者:5557人  发文:491则

YouTube追踪者:1699人   影片:100部

网络沟通逐步且谨慎

根据印度央行在2017年的报告,目前全球央行倾向于“逐步且谨慎”的态度,利用社媒来和公众沟通。

该调查报告研究的24间主要央行,多数使用RSS(简易资讯聚合)或电邮来沟通,也有大部分的央行使用推特快速传达信息,但多数是引导用户回到自身官网。

第三受欢迎的社媒为YouTube,有18家央行借由这个管道,来提高消费者意识和教育。

当中,欧洲地区的央行较为活跃,瑞士央行通过面子书来寻求货币政策的回馈;英国央行则是使用Pinterest、Podcast和Soundcloud这类欢迎度没有其他来得广的平台,另也通过面子书来进行公众意识计划和问答活动。

非洲央行也开始活用社媒,东南亚算是开始起步,日本央行更是非常少用。

除了社媒,一些央行如我国和印尼、美国、英国与捷克,皆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来和公众交流。

李兴裕:管理追随者的留言,可能是一项挑战。

李兴裕:强化沟涌  

打破央行传统做法

在东南亚来看,两个领先的经济体大马和新加坡,反而在社媒的活跃度低于其他国家。

马新的央行只是将货币政策文告发布在社媒,我国的国家银行还会将国家银行总裁公布每季度经济增长率的汇报会视频放上社媒,却没有上传随后的记者会内容。

在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央行甚至会利用面子书和YouTube的直播功能,即时传达信息。

我国是否需要这样的沟通平台?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接受《南洋商报》电访时点出,社媒不是一种“潮流”,而是一种“趋势”,能够打破央行的传统做法,善用更快传达信息的优势。

“以前,央行被视为和传统古板的机构,现在能借由社媒来强化沟通,分享政策方针,也是不错的,让国行跳出原有的框框,不再自我限制。

“印尼社媒能有那么大的追踪群,相信和国家的经济和地理有关系。因为国家规模大,需要更快的信息传达工具;而且印尼是新兴重量级国家,不止是国人,全球也相当注意其资金和货币政策。”

管理留言很压力

李兴裕强调,最重要的是“双向沟通”,能和用户活跃地对答交流,才有意义。

在他看来,国行不一定得“跟风”,如果觉得当前做法舒适,不需要强迫自己一定采用社媒;但若是觉得有必要加强沟通,社媒确实是好工具。

“不过,管理追随者的留言,可能是一项挑战,或许国行会觉得有压力。”

零成本直播最有效

如果国行要加强社媒交流,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李兴裕认为,社媒几乎可以说是“零成本”,国行不妨能通过社媒、信息应用程式如Whatsapp等方式,来进行问卷调查,寻求公众对其政策的回应,以便制定更符合民生需求的政策。

另一个更能达到他所认为的“双向沟通”方式,则是直播功能。

“国行或许可以选择在重大活动之际采取直播,如宣布政策改变时,让用户、市场分析员等都能即时追踪,还能更理解民众的需求。”

谈起直播,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可说是区域先驱,来看看他们如何运用直播功能。

印尼:直播央行会议

印尼在2015年11月就开始直播央行会议,一开始是每个季度,演变至目前的每月一次。

该行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去年也随着大势加入了Instagram,面子书则是在2016年加入。

发言人阿古斯曼指出,新任央行总裁佩里瓦吉约(Perry Warjiyo)也非常注重社媒的运用,秉持着“透明度和沟通是央行强化政策能力的重要一环”的理念。

“直播的主要观众是市场人士、银行、学者、经济学家,他们是需要央行完整且直接信息的一群。另外,还有学生、年轻人和网民,抱持着学习的态度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泰国:直接追踪动向

泰国央行是在今年8月8日,首次使用面子书直播功能来宣布货币政策决定。

过去数年,该行已经常常在面子书和用户沟通,该行助理行长苏查利塔可形容,直播是面子书信息的“延伸”,让大众和分析员能更方便且直接地追踪该行动向。

该国其他政府机构,如发布季度经济数据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董事部,也已经开始运用直播功能。

“不过,虽然发布会的接触范围变广,但我们还是将问答环节交由专业的媒体。我们也会和分析员等专才,展开闭门讨论,商谈更技术性的层面。”

菲律宾:与民直接沟通

菲律宾也曾经进行了数次直播,特别是今年8月大幅升息50个基点以抑制通胀时,更是运用直播来和民众直接沟通。

该行今年备受争议,市场认为在对抗通胀的动作太慢,导致比索贬值,是表现最差的亚币之一,因此更有必要通过直播来有效解释理由。

央行行长内斯特·埃斯彭尼拉说:“我们希望直播能强化国人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根据研究,单是文告无法广泛地接触到大众。”

他说,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该行的运营并不理解,因此直播的内容,还有当中提供的图表等资讯,能让公众更理解。

马利克皮特鲁斯推崇央行直播,将信息传达给全世界。

马利克皮特鲁斯:仅属沟通平台  

社媒非透明度工具

曾在道琼斯新闻、路透社,以及捷克国家银行工作的经济教育与Infopro数字机构合伙人马利克皮特鲁斯强调,社媒是央行的“沟通工具”,而不是“透明度工具”。

对央行管理颇有研究的他在部落格指出,如果央行本身在政策的透明度本来就不高,即使开设社媒账号来沟通,也等于“毫无意义”。

“社媒不是提高透明度的工具,而是反映央行透明程度的平台。”

他说,央行网站已经转型成为数字新闻和资讯中心,网站上的内容也会同时上传在社媒平台上。

“因此,央行有必要针对不同平台的用户,上传适合他们的文字和图片,来讲解央行正在做什么。”

在透明度方面,他也推崇直播的方式,包括记者会、分析员会议、行长演讲等,这些免费就能观看的影片,将会是央行将信息传达给全世界的最好管道。

独家报道:谢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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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擅涨保费不怕国行惩罚?/陈金阙

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导致怨声四起,国家银行日前向国会后座议员简报时爆出令人震惊的消息:保险公司竟然在未获国家银行批准的情况之下擅自调高保费!难道,保险公司想赚钱想到疯了?

笔者向从事保险业务的友人们求证,友人皆表示不可置信,原因是保险行业向来受到国家银行的严厉监管,根本不敢造次。

记得多年前保险公司推出投资联结保单时,由于保险公司各自有自己的精算师来计算未来投资增长,一些公司大胆地将预测回酬提高,导致未来的回酬更加亮丽,让代理将之用来招徕客户投保。

基于客户容易被高回酬吸引,这对于那些预测回酬比较保守的保险公司大为不利。结果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预测的高回酬不达标,导致未来增长大受打击,客户因而面对保费不足以应付未来涨幅的问题。

当时国行介入,要求保险公司重新修订投资预测回酬,并发出指南,在保单进行20年以后的预测回酬须更加保守。这终结了投资联结保单的高增长预测,让客户惊觉原来该保单不是一帆风顺,稳赚不赔;一旦回酬不达标,客户可能面对必须加保费来延续保单的风险。

消费者成待宰羔羊

如今,医疗保费的飙升,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再也没有代理敢拍胸口保证保费不会涨了。目前,业者流传的是“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保费都将上涨”,就算您放弃这家保单,另一家也不可能以更低的保费来接受您的申请。

换句话说,消费者成了羔羊,保险公司磨刀霍霍,看是谁先砍下一刀而已。

但是,不是说国家银行严厉把关,不允许保险公司胡来吗?国家银行确实有监管的权力,不让保险公司乱乱调涨保费。

既然如此,在我们的认知,保险公司在调整收费之前,会先做足分析,然后将报告提呈国行,在国行的批准之下,才能调涨。

像国行代表在汇报会指这种“先斩后奏”的说法,绝无仅有。我们不禁想,难道他们敢面对停牌的风险吗?例如,高速大道公司是否可以因为成本高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之下而擅自起过路费,说得通吗?

如果公司预测失误,销售无法应付成本,那么,应该停止生产,推出新产品,而不是将成本无限度地转嫁现有的客户,以确保不亏本。

这样无止境地调涨下去,恐怕连保额也比不上上涨的保费了。政府是不是应该请业者现身说法,解释一下他们凭什么敢绕过国行,就地调涨,这么大胆?

不管是电台还是新闻,报道的皆是保客宣泄不满。有者从年轻买起,到要退休时保费突然起超过100%,看起来好像是保险公司存心逼走高风险索偿的一群。

如果断保就失去了保障,继续的话又供不起,如何是好?在没有得到国行的批准之下,保客是否可以入禀法庭,起诉保险公司不合理对待客户,而要求赔偿金钱和精神上的损失呢?

把账算在政府头上

更甚的是,国行代表在汇报会时,提到拥有保险公司担保信函的病症,比先付后索赔的保客,需要缴付的医药费差额可能多达三倍或更多,医院如果采取这双重标准,当局应该严加惩戒才对。

卫生部应该要求所有医院规定医疗费用上限,同时确保先付后索赔和用医药卡支付的费用不得有过大的差距,这才能遏制保费无限度的上涨。

如果当局不采取行动,多管齐下,那么,不管是医院或保险公司,皆以成本上涨为主来调涨,最后必然伤及国本。

届时,更多人民转而向政府医院求助,让以负荷沉重的政府医院百上加斤,人民也自然而然将这笔账算在的政府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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