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行将人才排在首要的解决方向，是因为我国过度依赖低技能外劳，这是拉低我国平均收入的另一大杀手，也抑制我国经济专精化。

这里所提到的外劳，主要是指只有低技能的外籍劳工。

去年，外劳占我国职场比重已减少至12%，但据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外劳获得新增工作岗位的比重（占新岗位总数）激增至2016年的81.5%。

过度依赖外劳的问题似乎还未获得改善，这引发3大经济毒瘤，即拉低本地雇员薪金、青年失业率攀升，以及拖累企业效率。

毒瘤1：拉低本地雇员薪金

绝大部分外劳都在中低技术领域工作，酬劳低于本地员工，这与高技术领域的情况相反。

外劳就职于39.8%的中技能领域职位，而雇主将外劳的薪资作为企业本身的“最低薪资”参考水平，间接拉低了本地员工薪资，这反映在国家时薪增速缓慢走势上。

韩国在1980年的时薪为4.7美元（18.39令吉），来到2010年增至25.4美元（99.38令吉），年均复合增幅5.8%。

我国在2000年为5.3美元（20.74令吉），到了2010年却只微升至7.1美元（27.78令吉），年均复合增幅仅2.7%。如此低的薪金无法吸引人才入驻，非常不利发展专精经济。

毒瘤2：青年失业率攀升

由于市场供应的新高技能工作数量越来越少，大学毕业生却越来越多，因此造成青年失业率攀升。

据国行的数据，在过去7年共迎接88万名大学生，然而新增的高技能工作只有65万个，造成供不应求。在2016年，本地非大学生失业率为3.3%，但大学生失业率来到4.1，创下近13年新高。

毒瘤3：外劳拉低产能效率

外劳技能无法为企业提升效率，只能透过劳力和更长的工作时间来维持产能。

国行据统计局数据得出，越依赖外劳的领域，其产能越低，这些领域包括种植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企业没打算采用自动化生产，因此，员工的工作时间没有改善，这与专精经济必备的高效率背道而驰。

国行再举例韩国，每周工作时间已从2000年的49小时，减少至2008年的44小时；而我国在这段时间却保持在49小时。

国行解决方案

由于人才是专精化国家经济的至关重要因素，在此重点阐述国行提及的数个解决方案。

对低技外劳立场明确

政府须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对低技能外劳的课题有明确立场，即通过制定政策框架和执行时间表，让他们从拖累收入的角色，转为辅助提高生产力和工业升级的资源。

更重要的是，此举必须和其他措施同步进行，包括人才开发、劳动力市场改革及加强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奖励机制。

依赖外劳行业须转变

执法单位须向业者清楚传达政策的实行和变动。虽然外劳政策势必利好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但无疑会导致短期调整的阵痛。

在这变动时期，低附加价值或高度依赖劳动的行业，自然转移至较低廉的市场。过程中释放出的财务资源和人才，可转移发展至更高效和专精的行业。关键点是，在低政策逆转的风险下，政府让相关行业理解外劳政策，为即将发生的转变做准备。

缩短时薪差距涨人头税

这方面的改革有3管道。首先，缩小本地和外劳之间的时薪差距。据市场估计，外来的时薪比本地员工低30%。

再来，对依赖外劳的业者征税。国行乐见政府在明年调涨外劳人头税，同时认为，税制可按行业的自动化可行性、薪金增长和产能提升的表现来进行。最后，运用这批税收支持工业自动化改革，回馈本地业者。

提高外劳工作环境条件与薪金

政府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提及，国行将会监督透过本地银行户头发给所有外劳的薪酬，防止外劳受打击。

解决非法外劳问题

这些改革提议必须有效执法，特别是针对非法外劳,否则任何执法只会变相成为只惩罚守法的雇主，却让聘用非法外劳的雇主逍遥法外，也可能加重腐败问题。

税收可推动企业转型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认同国行观点，并指通过税制能够有效地提高自动化工业改革，符合专精经济发展模式。

他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提到，向依赖外劳的业者征税收入相当可观，预计有27亿令吉，足以辅助推动本地企业转型。

不过，目前政府没有将这笔税收分割出，而是连同其他税收，运用在其他发展项目。

谈及最低薪金制，李兴裕认为，激进的调整只会弄垮国内中小企业，因此，需在政府、业者和雇员之间寻找平衡点，逐步上调最低薪金。

这制度无法成为短期内达至高收入国的主要手段，而是通过专精化经济和减少聘用外劳。

李兴裕也提到，专精化我国经济是长期发展计划，然而最终可提高人均收入，但在短期，政府仍需通过津贴，暂时解决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压力，如一马援助金（BR1M）。

只要薪资高“3D工作”有人做

不少人批评本地人不愿从事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辛苦（Difficult）的“3D工作”。

尽管文化因素和相关工作的性质，确实让国人却步，但国行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了有趣的现象，反驳这个片面之词：

每日来往新加坡工作的20万大马公民中，有40%是从事中低技能工作，因为拥有比本地较高的工资。

这些工作都存在于国内，包括工厂和机械操作员、清洁工人和劳工。

换句话说，若本地的3D工作能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金，马来西亚员工是不会拒绝的。

可见，我国是否能摆脱依赖低技能外劳的窘境，就看是否能解决薪金的问题，而这点就必须看国内各领域业者，是否愿意提升产能效率，迈向专精经济发展。

然而，这老掉牙的总结，未来还需提重提少次，业者才能真正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