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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幕后“军师”辅佐领导
智囊团奠定中国奇迹

何包钢:中国与美国的智囊机构不同,中国政府并不容许公开讨论与接受批评,令人民感觉强势和独断。

(吉隆坡2日讯)中国崛起是令世界惊羡的奇迹,而这无疑是幕后智囊团所立下的功绩。

外界每每谈起中国崛起,总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的个人魅力与强势领导,要不然就是总理的日理万机;然而这一系列的决策背后其实大有人在,学者认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正是幕后“军师”,其中更有个不能忽略的名字——王沪宁。



澳洲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何包钢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是国家的最高智囊机构,直属中央并专门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及草拟文件;中国最高领导人历经数次更替,但智囊团并没一起替换,从提出设想到最终落实,都能看见他们的影子。

他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便是其中一位,此人代表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各项决策的参谋之一,已连续辅佐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三代中共最高领导人,被称为“中南海首席智囊”。

王沪宁曾先后帮助酝酿和推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对此何教授表示,王沪宁一直处在智囊团中心,为中国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及延续性,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中共智囊团不只他一人,而是团队,但里边每位人物不像领导人一般随时更换,即使政治局势改变,但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际战略方向基本不变。”

“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沪宁(右)曾辅佐过多位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左)。(档案照)

美国智囊团随总统更换



何包钢以美国为反例,指美国每次换总统,其身边的智囊团也必然随着更换,这会导致政策产生重大变化,比如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及重返亚洲战略,在特朗普担任新总统不久后随即废除。

他说,美国华盛顿有数十家智囊机构,每个机构都会拟出一套不太相同的政策,新上任总统将选择符合其个人(或政党)意愿的智囊团,作为思考与推行国家政策的“大脑”。

“美国每一家智囊机构能不断提出崭新的政策,但坏处是随着总统下台,新任总统很有可能会改变旧有的政策,造成许多需要十多年时间,以及要投入庞大资源来推行的长期政策无法贯彻始终。”

他直言,中国的做法与美国相比各有优缺点。

“中国落实的战略是逐渐深入的,比如胡温时代到习近平年代,中国与东盟的联系和共同发展关系不断加深;胡温趋向主动的外交策略与成果,让习近平能将眼光放得更远,并以东盟为桥梁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拼出高经济竞争力

何包钢认为,中国在严峻条件下锻炼出来的经济竞争力,是使国家变得强大的主因之一。

他说,经济竞争力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挂钩,并受到制度与政策的影响,简而言之,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积累,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能以更为包容及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

他表示,中国发展靠的是奋斗与拼搏精神,其市场争夺异常激烈,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冒出众多企业,其淘汰率是非常惊人的,而幸存者无一不感受到压力与危机感。

“这种竞争模式不只是企业,甚至延伸至乡镇、县市乃至省份的竞争。这是非常残酷的竞争,大部分企业倒闭,生存下来的企业则越做越大,正是因为有竞争才能不断进步。

“相比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没有经历强烈的经济竞争,这些国家较擅长政治竞争,尤其为获取选票而努力,但这令他们在经济力上远远不如中国。 ”

何包钢表示,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许多人认为是以国家资本主义在运作,也有人说是“北京共识模式 ”或“市场列宁主义”,但无论是哪一样,似乎都不太正确。

“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崛起与发展方面,其实是非常正面的,惟有关政治体系的报道则有所偏差。他们在理解中国时存在着误区,缺乏深入的分析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他说明,西方在理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按照西方的民主或意识形态标准,并希望中国的模式也一样,比方说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最好是变成符合他们想要的模样。

中央民主倒退  乡村日趋进步

何包钢坦言,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层面来说,中国近年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反而有倒退的迹象,但在乡村民主却有朝向民主化进步的趋势。

“中国并没有将民主做为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虽然有着响亮的口号,但并不像一带一路,将它做为一个国家决策在贯彻着,更勿论投入大量的资源去落实民主。

“中共十九大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无论是江泽民或胡锦涛时代,大学还是比较开放,学者有一定的言论自由,但习近平却把这些管道关闭起来,这意味着在言论自由方面,中国已回到毛泽东时代。”

何教授指出,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开明,就是要看这个社会的学者是否受到压抑,当学者感到言论受到压迫,那这个社会肯定有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一些人是欢迎的,而大部分人民是持反贪态度的,但基于在中国无法给出一个有信服力的民意调查,因此无法知道习近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是否真正受到中国人民欢迎。 ”

“中共中央做出决策时,也并未有经过人民代表审议,包括一带一路的重大决策,以及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投资大约60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等庞大投资。

“基于这些资金过于庞大,涉及层面也很广,按道理应有审议过程,但人民都没看到。”

另一方面,从事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何包钢指出,随着中国基层如乡村收入提高,乡村发展正朝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并以协商的方式解决许多纠纷。

“比如说当一个村庄涉及利益相关问题,村干部会找来村民一起讨论及投票决定怎么行动,贯彻协商民主机制。这些课题也将带入人民代表去讨论,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民主形式的一种。

他对此感到乐观,并相信中国乡村将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将实施乡村协商机制,该机制将比现有的方法更能顺利地解决各种问题,更可避免问题因为不必要的社会冲突而被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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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何包钢:港口地位危 经济新转折点 
狮城靠拢大马寻新出路

何包钢相信亚洲国家内部即使有矛盾,都不会将事情发展成战争。

(吉隆坡1日讯)面对作为本区域首要港口的地位岌岌可危,新加坡经济已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个弹丸小国未来或将愈加靠拢大马,凭借从大马目前的各项大型基建项目分一杯羹,为狮城经济闯出一条新出路。

澳洲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何包钢指出,新加坡今年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已降到世界第三,这意味着大马与新加坡未来发展已走到历史性的转折点,大马必将尽力促成各种项目,而新加坡则必须尽快寻找新发展或新技术,做为新的起点。



马新关系更密切

有分析指,新加坡政府鼎力支持依斯干达特区发展,以及隆新高铁项目的促成,正是对该国经济形势日益衰退的一剂强心针。

该分析也说,马新经济合作关系将因此更加密切,以实现互惠互利的关系,如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经济增长及增加就业机会等。

针对这点,何包钢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受询及中马港口联盟的促成会否影响马新关系,回应指新加坡将如何就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将会成为最大关键。

中分别与马泰缅合作
多线发展拓航运路线



“中国为了节省运输时间和货运成本,并不仅是与大马合作,中国亦联合泰国开发克拉运河,以及在缅甸建设输油管等项目。”

何包钢说,由于项目不一定会获得成功,中国采取多线发展的方式开拓航运路线,为未来的交通运输提供更多的选择。

他指出,东海岸铁路作为港口联盟的主要通道之一,将实现陆运与海运的连接;若港口联盟建立起来,大马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将会提高,不过这将牵连到新加坡。

“无论是马中港口联盟还是克拉运河,都会令船只绕开马六甲海峡,不必再途径新加坡,对该国的港口贸易将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海路关系城市兴衰

“如我之前所说,一带一路战略是经过风险投资专家所得的研究成果,将资金投入基础建设的回酬率或许不如制造业,但它在经济发展起着奠基作用,长远就能见到成效,并更高更远,令经济发展能迈向另一个台阶。

何包钢举例,几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威尼斯是许多国家进行贸易的必经之路,后来别国新航线的开辟,令正好处于中心枢纽位置的英国兴旺,而使意大利衰落。就算是今天,城市的兴旺与水路建设(海上贸易)还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97亚洲金融危机
东盟中国紧密联系

何包钢表示,中国与东盟首次紧密联系可追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即“东盟10+3”,一个由东盟加上中国、日本与韩国,在经济与金融方面共同组成的合作机制。

“20年前,一批国际炒家在货币、外汇、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时对多个国家的货币发动进攻,泰国最早受到攻击后引爆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与周边国家也深受其害。

“这批国际炒家食髓知味,接着狙击香港市场,而香港(中国在背后支持)成功做出反击,令这批投机者面临严重损失,铩羽而归。”

何包钢说,东盟国家以此为契机,在1997年的峰会中首次邀请中国、日本与韩国,互相签订协议组成“东盟10+3”。

“各国加起来的资本肯定比炒家来得多,此举令国际上的投机大鳄无从下手,很好地牵制投机行动,同时稳定各国股市、汇率的正常运作。

“这项合作机制亦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发挥一定的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海啸,亚洲与东盟亦受到影响,但各国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受到保护。”

未重复欧洲发展进程
亚洲和平崛起无战争

询及中国与东盟在南海上的未来方向,何包钢回应指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金融与文化教育等方面,正不断探索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必定不会选择破坏和平的方式(如战争)去解决问题。

“如我之前所说,亚洲的崛起并未重复欧洲当年发展的进程,即战争;亚洲的崛起从60年代的日本开始,之后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崛起带来南洋的发展至今,整个过程将近60年,几乎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达成的。”

他认为,间中也有个别原因令战争减少,比如二战以后世界的战争数目与规模整体在减少,加上人民的厌战情绪,促成以和平为前提的各种谈判方式。

惟何包钢也点出,美国在亚洲所实施的战略无疑是为了维持军事霸权,但无形中也令亚洲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得以和平发展。

或归功美国和平主导

“亚洲能专注于发展,可能要归功于美国的和平主导,而美国与亚洲的互动多年来成了区域稳定的关键。”

另外,何包钢相信亚洲国家内部即使有矛盾,都不会将事情发展成战争,比如中印军队7月的对峙事件,最后双方还是谈判与妥协后退兵。

“在南海问题上,主要涉及岛屿主权、海域划分与海洋权利,中国与东盟在这点谈了15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特别是中国与菲律宾政府承诺不诉诸武力,在南海保持自我克制。”

他认为,只要不用武力解决问题,迈向多边合作、妥协共商与共同开发将变得可能,中国有意与东盟经济进一步合作,近年也出席东盟多项会议,关系更加友好。

中国限制资本外流
不利人民币国际化

何包钢说,中国限制资本外流不影响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投资,惟这项措施令人民币在全球的交易量与流通量下降,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他说,限制资本外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止贪官加紧卷款外逃,但一面倡导要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一面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显然是自缚手脚的做法。

“在2013年中,全球投资者在资金市场中的资产,总计包含55兆亿美元、等价29兆亿美元的欧元及等价17兆亿美元的日元,但只有等价2500亿美元的人民币在流通,而如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各个指标来看反而出现倒退。”

但何包钢表示,尽管近来中国限制对外投资,但未来几年在东南亚的投资,特别是有关一带一路的项目可能保持强劲。

他告诉记者,要在海外进行投资或消费还是可行的,只是必须向当局上报以要求批准,比如他这次来马演讲,超过一定数额的开销都是需要上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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