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投资乍暖还寒系列（1）】

两国经贸投资，讲究互惠互利，最忌两败俱伤。

希盟政府上台后接管了一个烂摊子，国债沉重，数项中资大型基建工程被政府点名喊停或瘦身。

来自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FDI），势不可挡，马来西亚没有与大国博弈的能力，但却有平起平坐的主权国的权利。

国际贸易及经济研究学者直言，“马来西亚并没有想象中的优势”，对于当下的马中经贸关系，也各有论述与分析。啼声不尽，“未来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以学术演说之名出访北京，外界评为“修复马中关系”，是否有助化解僵局或重启波及的马中大型投资项目，不得而知。

中小型企业是我国商业经济命脉，可谓国本，所得占逾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及占三分之二的国家人力资源市场，但面对强大的中国FDI，中小企倍感“商场大鱼吃小鱼” 的压力，然舆论则主观有余、理性不足；对新政府举措不予认同的一方更倾向政治偏好不应摆在经济考量之上的论调。

内忧有外资项目瘦身或搁浅、外患有全球经济入秋和中美贸易战、股市低迷、民间忧虑，政府始终须面对现实，以理性和恰当行动修复及挽回外资的信心，护着中小企领域，以免国家经济濒危。

赔上信誉 挫伤中小企  

砍中资 自损经济

和气，才能生财。

从前朝国阵到当朝的希盟，中国FDI与马来西亚签订的数项大型工程，引起广泛争议，两国政治与经贸关系，从眉来眼去的“最好时期” ，急速降至四目交投的“冷淡疏离”，变化让人措手不及。

关于马中投资的舆论和分析，聚焦在两国关系和国家经济的大层面影响，似乎完全无关占我国经济领域90%以上的中小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影响范围和程度对中小企业领域发展，至关重要。

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早前发布该中心总监罗伦斯托德与普林斯顿大学营运研究及金融工程研究生梅甘思乐特丽联合呈献的《中国投资对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研究报告，从政治、经济、社会、工作文化及多元国情等层面，深入且全面剖析中国FDI对经济（亦即中小企业）及至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

报告提出多项数据，分析中国FDI与中小企业各领域发展状况，前朝签订的大型工程合约是否惠及本地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是否具备足够条件和实力达到外资企业的要求和工程需求（比如熟练技术、高端科技、人力需求、资金成本等等）？

当前趋势，全球包括我国不可能拒绝中国FDI，各有考量的政府与中小企业又该如何？我国对于中国而言，是否真是东南亚区域最具优势的枢纽？

托德指出，从经济发展和策略位置角度来看，马来西亚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纽带国之一，而马中也签订几项重要投资项目，包括大桥、城市基建、产业、科技、能源到港口等等，工程遍布全国各州。

难令遭殃者信服

无论如何，有关投资呈多变及引起广泛争议，特别是工程资本和采购过程的透明度，成为希盟政府提出检讨大型工程的理由。

政府另一关注点是有关工程是否惠及我国地方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5·09大选后政权更迭，希盟政府检讨外资大型基建工程包括中资的连番动作，中资企业固然有所损失，我国也赔上国际信誉，外资或观望或却步，用“双杀”形容并不为过。

骤变的台面理由是国债沉重而难以负荷高昂造价成本的大工程，更须检讨不平等合约内容，但要说无关两朝政府的政治斗争，一时半刻也难令受影响者或政敌信服。

国家经济拮据，对FDI大刀阔斧，对内则征收新税，甚至要向日本借贷，从国际商界信誉、纳税人及马中关系角度看，里外不是人。

连串无语问苍天

几项大型工程喊停及马中两国领袖8月谈商之后，对于赔偿金数额、何时复工（或是否有望复工）仿佛没了下文，与此同时，关丹产业园、森林城市及一些其他中资项目也先后遇动作。

最新例子是未被点名的马六甲皇京港项目，发展商也指是因“政策不明朗”而放缓工程，承建商、马中两国分包商和工人首当其冲，影响不可谓不大。

当前情况，马中经贸投资之路究竟何以为继？能否走下去？会否有破局？你可以问，但受挫的中小型领域却不可能跟着等日子，能不能撑下去、能撑多久？搁置工程的经济损失、烂摊子如何处理？……这不是玩积木，推倒可重头再来，而且没影响。

政治恩怨凌驾经济利益

中国FDI 的争议很复杂，到了后期更演变为政治争论，上升到种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等阴谋论，恰恰犯了“政治恩怨凌驾国家经济利益是下下策”之忌。

罗伦斯指出，有关中国FDI为本地公司所创造的机会和经济发展利益，因缺乏可用的公共数据，以致争论偏颇欠理性，形成矛盾。可以肯定的是，中资企业及主要承包商近年明显增加，为本地承包商带来了机会，也提高了竞争力。

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中资企业具备承包多元大型工程的生产实力，且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资助有关工程项目，包括来自中国政府的支持。

制造分包工程机会

他说，相对于规模较小的本地中小企业，这些工程项目制造了分包工程的机会。不过，同时也有证据显示，中资承包商基于上述各项现实情况和环境因素而倾向聘用中国分包公司、劳工和供应商。

他坦言，缺乏充足及可用数据，以致研究和评析难以衡量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及其合理程度。

“最明显的是，若从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影响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其中一项就是外资承包商以为本地公司缺乏所需技术，而否定或剥夺了本地公司的机会，但FDI的正面影响，有部分取决于知识和科技转移，而这些技术是否存在于本地公司之间，存在矛盾的说法。”

知识和技术转移最大化

进一步而言，政府有必要和责任确保本地及外资承包商能在公平的环境或平台上竞争，包括确保本地公司具有融资能力和支援，以便这些中国投资项目能在公平和永续的基础上融资。

政府也必须确保本地公司参与这些项目的结构，要求本地公司参与项目技术要求高、技术含量高的领域，以达到知识和技术转移最大化。换言之，即“本地公司参与FDI项目的素质，而不只是数量”。

“政府应提升私人领域在有关项目中所需的技术发展。另外，政府也须提升传统基建范围的投资，以为多数集中于服务领域的本地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和机会。”

独家报道：陈绛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