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世银前行长:
中国经济需由出口转消费推动

(北京16日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中国:改革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今日举行,联博基金理事会主席、博然思维地缘政治委员会高级理、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会上指出,中国的问题是需要改变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包容的增长,中国需要由出口转型经济转变为消费推动增长的经济模式。

据新浪财经报道,在谈及中国的债务问题时,佐利克认为,中国的债务一直在增长,但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的被导向国企。如今,国资委旗下的央企的资产回报率下降,中国需要更多的信贷才能支持GDP增长,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仅是国企,私营企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视角下,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仅局限在特朗普政府。佐利克认为,美国的担心一方面是中国的国企,在中国国企兴起后,中国无法维持此前商界的中美关系。此外,中国虽然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更多承诺,但中国的关税是其他国家的3倍,在规则的应用方面更让美国担心。

在佐利克看来,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变化感到困惑,希望双方能够解决分歧。佐利克建议,中国不应该只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来应对美国,而是应该成为负责的相关方。目前结构性调整的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不应仅仅是参与方,更应成为责任方。

新闻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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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明年会怎样?/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GDP增速在2024年前三季度有所放缓,先是从5.3%降至4.7%,接着又滑落到4.6%,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无法实现5%左右年度增长目标的担忧。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终于开始有所好转了。

自新冠疫情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一直相对疲软。这并不是什么意外——至少对于一开始那段时间来说。三年的疫情封锁使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不堪重负。

不断走低的商业信心——部分原因来自于金融、房地产和平台经济受到的监管打击——也无补于事。

当2021年初美国从疫情封锁的最艰难时期中走出来时,美国家庭迅速开始花掉手里累积的钱。

相比之下,中国家庭甚至在封锁结束后仍在继续积累储蓄:从2020年1月到2024年8月,中国的家庭银行存款激增了65.4兆元人民币(约40.9兆令吉),其中富裕阶层占了很大一部分。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性政策,但与过往那些经济动荡应对措施不同的是,由于担心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政府并未实施激进的刺激政策。

助长房产泡沫

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助长了房地产泡沫,推高了地方政府债务,拉低了投资效率。

2024年第三季度末政府改变了策略,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显然需要更多帮助去改变其运行轨迹。9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了三项措施: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政策利率以及创设多个支持股市的货币政策工具。

此外,10月12日财政部长蓝佛安宣布了多项新财政措施,将重点放在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支持就业上。11月初他又提出一项总额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

潘功胜和蓝佛安都表示更多刺激措施正在酝酿之中,蓝佛安还指出中央政府仍有很大的空间来增加债务和赤字。但各个高频经济指标——它们通常对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反应最为迅速——的最新数据表明政府的行动几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0月份,“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额)同比增长了7.8%,未偿还银行贷款额增加了7.7%。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比前一个月多了1.6%。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连续三个月低于50后达到了50.1,并在11月再次上升至50.3。

克服三大挑战

更令人欣喜的是10月份调查的城市失业率下降了0.1%,降至5%。尽管土地销售和房地产投资仍然疲软,但房地产市场略有改善。如果这些积极趋势能持续下去,那2024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就有望恢复到5%左右。

然而2025年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中国要在明年实现5%的GDP增长(假设这是政府的目标),政策制定者必须克服三大挑战,首先是将贡献了约20%GDP增长并占据了70%家庭财富的房地产行业稳定下来。

第二个挑战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资金短缺迫使地方政府在削减开支(比如给公务员降薪)的同时增加收入,例如要企业补缴税款甚至拘留来自其他地区的私营企业家。这些做法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根本问题在于支出责任现已经超出财政收入,而且后者没法再得到土地出让和地方政府投资工具的支撑。中央政府必须立即向地方政府转移大量一般性收入,而更根本的则是中国需要重新平衡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

中国将在2025年面临的第三个重大挑战,是誓言将在上任第一年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的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

鉴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GDP的3%,此类关税——哪怕是税率更低的版本——都将对2025年的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比如瑞银集团就预测2025年中国的GDP增速将放缓至4%。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需要结构性改革,或更多宏观经济刺激措施的争论,一直未能平息,但其实两者皆不可少。

增强消费与企业信心

首先,必须出台一套包含大力度财政政策的明确刺激方案,这将在短期内产生最大的效果,但方案出台后政府应当将注意力转向结构性改革,把重点放在增强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家信心上。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发布了多份旨在恢复信心的政策文件。但市场参与者对此不太买账,因此政府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大胆、明确地落实已经宣布的部分措施,比如加强对私营企业的保护。

此外,遏止地方官员审查早前税务记录和查找未缴税款的做法,也有助于增强企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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