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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料晋第4大经济体/谢祥锦

在数十年前,对于东南亚区域以外的一些民众而言,“东南亚”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是充满异国情调却经济落后,甚至是经过血淋淋战争、屠杀或政变之后百废待兴的地区。

这种刻板印象,当然并非没有根据。



1975年越南统一后,曾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性失误,导致越南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红高棉时期,柬埔寨的种种毁灭性的政策如全面国有化、城乡迁移、经济集体化等不但牺牲了许多人命,也对该国的经济带来甚远的破坏。

在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期间,其家族及朋党大肆侵占国家财富,为该国留下了一堆经济烂摊子。

时至今日,虽然这种刻板印象在一些区域以外的人士中未完全消除,全世界却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东盟。

以单独国家而言,越南已经成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2015年里,越南经济表现良好,国内生产总值(GDP)取得6.7%增幅,为最近5年新高。



自2011年起,柬埔寨的经济增长率即达至少7%,而这一个发展趋势预料在2017年里将会维持下去。

经济增长稳健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预测印尼经济增长至2018年将继续稳健上升。如果印尼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明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5.5%。

虽然个别东盟国家或有经济增长减缓,但大多数东盟国家的经济仍然算是稳健。

在区域整体上而言,2015年里东盟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3兆美元(约10.2兆令吉),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六。

东盟的经济增速可能将会达至7%,在2020年时GDP达到4.7兆美元(约19.7兆令吉),而在2050年里,东盟有极大潜能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越南已经成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第4大经济体不是梦

在上一个世纪,说东盟成为第四大经济体,对有些人而言还不算太实际,不过今日东盟已经晋身成为第六大经济体是可行的。

东盟城市人口年度增长率为2.2%,到2020年时东盟的中产阶级人口预计将达至1.94亿人,成为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东盟的6亿人口也成了继中国和印度之后,世界第三大的劳动力。

预测指出,在未来10年,东盟GDP总量或将增长7.1%,创造1400万个就业机会。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东盟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也备受瞩目。

这也让在东盟地区投资的亚洲国家与区域有更深入的经贸投资关系。

事实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在过去数年来也有攀升的迹象,这在食品制造业、银行业、零售业和农业等领域更是显著。

东盟作为对外商投资者具吸引力的一个区域,同时也在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运输工具、电子、金属制品等制造业中促进东盟区域性质的制造操作的整合。

东盟加强合作

对于东盟整体的意识,基本上东盟民众仍然对此有模糊感,不过在2015年成立了东盟共同体之后,各个方面对东盟的意识还是有所提升。

在经济领域方面加强东盟内部的关联和协调,并通过举办东盟峰会和与东盟各个伙伴国的会议和交流,深化与各方合作。

东盟的发展方向,更应该体现全球趋势,而东盟也应该更关注区域性和全球自由贸易协议、快速跟踪业务发展。

各个成员国需注重在能源、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整合,同时也需留意中产阶级人数作为庞大市场与人力资源的来源,也应该在微型、中小企业方面的发展、交通物流的建设做出更大关注。

而服务业的重要性也更显著,占据东盟GDP内的40%至60%,也是东盟不可不加强的环节。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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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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