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向“高质量增长”转型成为中国最重要政策目标。

政府上下，一个悄然但坚定的政策变化正在深根发芽——打造一个新的增长模式，来纠正由几十年来中国两位数增长带来的一系列扭曲，包括腐败、污染、不平等加剧和其它结构失衡问题。

在过去40年，中国采取了基于土地的高速发展，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吸引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源和税收收入来推动增长。

经济特区、行业园和自贸区的建立为这种基于土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便利，同时，来自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GDP增长作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指标。这为地方官员建立了定义明确的目标和彼此竞争的激励。但这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不平等、债务过高、产能过剩以及腐败。

如今，中国领导人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开始用更全面的指标体系来考察增长的质量，它们不仅覆盖增长的速度，也覆盖生活质量。

这一转变背后的政策愿景写在去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个关键政策领域。

强调加强国家治理

在这些当务之急的关键领域中，“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便“保障和改善民生”赫然在列。而新发展理念的基础是“以人为本”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还强调加强国家治理，特别是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及“全面从严治党”。

解决挑战需经济代价

中国转变发展模式的动机不言自明。

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贡献了全球增长的近一半。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工业化方面，中国已经基本上赶上了发达国家。

继续加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要求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和良好治理等方面满足甚至超过全球标准。

当然，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大量的试错——就像过去的高速增长一样——还要接受一些经济代价。

比如，东北工业基地的衰落和在东南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崛起的现代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中国出现的市场竞争创造了赢家和输家，东南部的赢家从东北部的输家那里赢得了企业家、人才和其它资源。

需考虑地方因素

驾驭中国地区经济的转型，并同时确保社会稳定，需要在以输家为代表的、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和公共投资的旧增长战略，和由赢家发展出来的、主要依赖市场及人力资源的新发展模式之间实现谨慎的平衡。

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地方因素，如人口趋势、自然资源，包括国内日益增长的中等收入游客对美好自然景区的旅游需求等。

这一再平衡需要中央政府的帮助来缓解衰落地区破产项目所导致的债务负担，一如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曾经果断处理大批国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损失。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拯救落后的地方行业。

投资创造新收入项目

相反，这意味着防止旧增长模式导致的沉淀成本将整个地区拖入低增长和低质量发展陷阱，并帮助本地居民建立创新型初创企业，也就是投资于可以创造新收入机会的项目。

除了供给侧结构调整，中国还必须确保新增长战略解决以人为本的城镇发展的“最后一公里”需求侧问题，包括解决交通拥堵、基础设施瓶颈、住房短缺、垃圾处理、及教育和医疗服务不足等问题。

国民福利至关重要

这些微观层面问题对于国民福利至关重要，也已经成为中国复杂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已经具备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物资、金融和社会资源。事实上，这些问题对于公共和私人部门来说都是潜在的巨大投资机会。

但成功不仅需要因地制宜的信息反馈及可行方案，还必须让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主动“拥有”这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解决方案，包括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中国决策层已经显示了从宏观及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并接受在转变发展模式、再平衡、及改善生活质量的过程中降低一些GDP增长率。

实现习近平在去年10月所宣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绝非易事，但中国已经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启程。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香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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