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国探寻高质量增长/沈联涛、肖耿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向“高质量增长”转型成为中国最重要政策目标。

政府上下,一个悄然但坚定的政策变化正在深根发芽——打造一个新的增长模式,来纠正由几十年来中国两位数增长带来的一系列扭曲,包括腐败、污染、不平等加剧和其它结构失衡问题。



在过去40年,中国采取了基于土地的高速发展,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吸引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源和税收收入来推动增长。

经济特区、行业园和自贸区的建立为这种基于土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便利,同时,来自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GDP增长作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指标。这为地方官员建立了定义明确的目标和彼此竞争的激励。但这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不平等、债务过高、产能过剩以及腐败。

如今,中国领导人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开始用更全面的指标体系来考察增长的质量,它们不仅覆盖增长的速度,也覆盖生活质量。

这一转变背后的政策愿景写在去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个关键政策领域。



中国必须确保新增长战略解决以人为本的城镇发展的“最后一公里”需求问题,如解决交通拥堵。图为春运人潮开始涌现的北京站。

强调加强国家治理

在这些当务之急的关键领域中,“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便“保障和改善民生”赫然在列。而新发展理念的基础是“以人为本”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还强调加强国家治理,特别是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及“全面从严治党”。

解决挑战需经济代价

中国转变发展模式的动机不言自明。

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贡献了全球增长的近一半。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工业化方面,中国已经基本上赶上了发达国家。

继续加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要求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和良好治理等方面满足甚至超过全球标准。

当然,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大量的试错——就像过去的高速增长一样——还要接受一些经济代价。

比如,东北工业基地的衰落和在东南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崛起的现代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中国出现的市场竞争创造了赢家和输家,东南部的赢家从东北部的输家那里赢得了企业家、人才和其它资源。

需考虑地方因素

驾驭中国地区经济的转型,并同时确保社会稳定,需要在以输家为代表的、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和公共投资的旧增长战略,和由赢家发展出来的、主要依赖市场及人力资源的新发展模式之间实现谨慎的平衡。

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地方因素,如人口趋势、自然资源,包括国内日益增长的中等收入游客对美好自然景区的旅游需求等。

这一再平衡需要中央政府的帮助来缓解衰落地区破产项目所导致的债务负担,一如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曾经果断处理大批国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损失。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拯救落后的地方行业。

投资创造新收入项目

相反,这意味着防止旧增长模式导致的沉淀成本将整个地区拖入低增长和低质量发展陷阱,并帮助本地居民建立创新型初创企业,也就是投资于可以创造新收入机会的项目。

除了供给侧结构调整,中国还必须确保新增长战略解决以人为本的城镇发展的“最后一公里”需求侧问题,包括解决交通拥堵、基础设施瓶颈、住房短缺、垃圾处理、及教育和医疗服务不足等问题。

国民福利至关重要

这些微观层面问题对于国民福利至关重要,也已经成为中国复杂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已经具备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物资、金融和社会资源。事实上,这些问题对于公共和私人部门来说都是潜在的巨大投资机会。

但成功不仅需要因地制宜的信息反馈及可行方案,还必须让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主动“拥有”这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解决方案,包括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中国决策层已经显示了从宏观及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并接受在转变发展模式、再平衡、及改善生活质量的过程中降低一些GDP增长率。

实现习近平在去年10月所宣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绝非易事,但中国已经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启程。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香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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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释出积极信号 中国明年有望摆脱经济委靡?

(北京13日讯)中国在例行经济决策会议中宣布,明年将推出“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态度显得“异常紧迫”,被认为是为了应对特朗普2.0的关税冲击。但北京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刺激经济、提振消费者与企业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周四(12月12日)落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发表谈话,宣布明年将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稳住楼市股市,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这是中国货币政策自2010年底以来第一次出现重大调整,过往多是以“稳健”为基调;有分析也告诉DW,今年会议释出了“异常紧迫”的信号。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国经济研究员李其(Lizzi C. Lee)表示,“更加积极”的财政支出令人联想到冠病疫情初期,而“适度宽松”则类似2009年应对金融风暴的手段。这意味著,北京“表达了其直面挑战的决心”。

中国经济明年将面临内、外两大挑战,包含内需持续疲软,由于房地产长期低迷,消费者仍重视节流胜于开源;而外部因素则是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中国势必得面臨更多贸易摩擦、关税阻碍。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学者王国臣说,中国强调明年将“更积极有为”应对经济阻力、扩大内需,主要就是为了应对特朗普上台的冲击。但他坦言,中国想透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等做法,在明年提振经济、摆脱成长停滞,基本上“没有效用”。

“适度宽松”能有效刺激经济吗?

根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议中强调,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ㄧ,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同时,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透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维持流动性充裕。

王国臣表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应该理解为今年已经开始做的,就是人民银行(中国央行)印钞票去买国债”。他分析,这意味着中国明年可能会更大规模买国债,且不只买特别国债,还会买一般发行的国债。

今年9月底,中国央行已推出自冠病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波经济刺激措施,包含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替银行系统释放出约1兆元人民币;11月,中国财政部又推出10兆元人民币的债务融资计划,为地方政府缓解压力。

李其认为,这些措施显示中国领导层愿意做出更多努力,然而真正的考验在于北京实际推进的力度。当前追加刺激措施的规模等细节仍不明确。

“如果缺乏更大的透明度和具体的改革支持,这些举措可能仅在短期内提振情绪,无法解决长期挑战,”她说。

王国臣则认为,这几年中国实际上已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意即尽管货币政策变宽松、利率正在下降,民众仍不愿意出来消费或投资,仍然是把钱存起来,“因为大家不看好未来”。

经济向好的关键在房市

中国每年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会决定未来一年的经济政策走向,实际的经济成长目标和具体方针,则是在隔年春季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宣布。

北京将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设为5%,根据前3季的官方数据,今年能否“保五”仍具挑战。许多经济学者则分析,中国政府可能将2025年的目标再次定在5%左右,以巩固市场预期。

李其说:“5%的增长目标并非不可达成,但这需要果断的行动,尤其是在稳定房地产方面⋯⋯由于房地产占GDP的20%左右,并代表了70%的家庭财富,持续的危机会削弱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

此外,房市涉及的上下游产业范圍广,一旦景气低迷,百业连带萧条,甚至会影响到地方财政。李其说:“土地销售收入的枯竭以及过度依赖债务投资,使地方政府资金紧张。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削减支出,向企业追缴税款,甚至拘留外地企业家,这些措施损害了推动经济增长所需的信任和活力。”

根据会议,北京承诺将明年将“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并“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

然而王国臣认为,稳住楼市的关键在于由中国政府去收购地方的库存房,“至少让大家觉得房地产的崩盘底线到了 ”,以止住整个房地产的信心下跌。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今年很清楚都已经看到,发行再多特别国债,也无法改善整个经济状况,”他分析,“经济在衰退,尤其中产阶级的工资在萎缩⋯⋯你的房价降再低(他们)也没有能力付房贷。” 

中国正在完善“工具包”迎战特朗普2.0

特朗普即将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就职美国总统,未来美国可能大幅提高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至60%以上。这可能让中国重振经济之路更为复杂。

王国臣表示,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换算了约13家法人机构的预估数据,中国2025年经济成长率可能落在4.5%,但若加上特朗普上台的因素,在美国对中国祭出60%关税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只剩下3%。

中国核心领导层在会议上虽未直接提及中美贸易战,但强调“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作仍面臨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正面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习近平10日在北京会见多位国际经济组织领袖时,则特别向美国喊话:“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违背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不会有赢家。”

李其分析,中国当前回应特朗普关税战的立场,更倾向于“谨慎应对”而非激烈反制。而从会议内容可见,北京的策略是增强内部韧性,专注于自主技术、消费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以抵御外部冲击。

“同时,中国正在悄然完善‘应对工具包’,以防局势恶化。网络安全调查、加强出口管制以及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审查都是可能采取的措施。目前,这更像是策略性准备,而非直接对抗。”她说。

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但王国臣认为,中国要达到技术自主必须砸下重本,却又不一定能达到目标,尤其是在供应链全球化的半导体产业方面。与此同时,专注发展科技及工业势必会排挤服务业的发展,因此“科技自主与扩大内需一定会是冲突的”。

李其也说,单靠更多刺激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市场对抗通缩压力、房地产低迷和外部阻力,北京需要正视的是解决结构性弱点、恢复私营部门信心,“以及能否提供可信的后续行动来安抚企业和家庭”。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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