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正稳步恢复其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昔日地位，在实现当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未来却需要警惕四大陷阱。

首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年收入已达9000美元左右，仍远低于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1万2000至1万3000美元。过去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这一跃升。

主要原因是成为高收入国家，需要一整套完善的现代制度体系来界定个体的权利和义务、促成市场交易和非市场互动，并通过一套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实现法治。四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建设与完善这些现代制度，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遏制获得技术

其次，中国可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老牌强国（修昔底德时代的斯巴达，现在的美国）担心崛起的力量（当时的雅典，现在的中国）时，很难避免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手段针对中国，意图显然是要遏制中国获得市场和技术，这导致战争风险上升。

第三个潜在陷阱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提到的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秩序的崩溃，是因为美国没有提供与其世界主宰性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相符的全球公共品。

奈认为，如果未来中国也是如此的话，就会再度爆发混乱，特别是美国收缩其全球领导力的时候。

最后是气候变化陷阱。一般而言，高收入国家，特别是主要强国，消耗的资源比例也特别高。如果超高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人口大国，问题就会很严重。

这方面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等机构已经提出了令人担忧的警告。因此，中国领导人有了一项义不容辞的新任务：支持国际合作，采取环境可持续的前瞻性政策。

内外压力处境难

要避免这四大陷阱是极其困难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处理好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内外压力，包括解决国内经济不平等不平衡问题，管理与躁动不安的正转向孤立主义的美国的关系，建立与世界其它国家有效合作机制，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在过去四十年，与西方体制相比，中国的治理体系（其特征为中央集中决策但地方分散试点和实施）比较适合危机时期的应急决策。

中国模式在危机处理及决策方面比民主制度更实际、更有效，而民主制度常常因为极化的政治争斗而陷入功能失调，甚至瘫痪。

4因素引领高收入

中国模式是否能够引领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将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人才、竞争、公共服务和问责，而中国在过去40年恰恰曾经有效管理过这四大因素。

在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用于发现、遴选和培养行政管理和技术人才，这对于中国建立一套管理大规模公共工程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至关重要。

在应对及避免四大陷阱过程中，中国培养、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将是成功的关键。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还有效地利用了个人、公司、城市、和中央省部官员之间的竞争来确保所有相关利益方都对生产率和GDP增长做出贡献。

查漏补缺保护公平竞争

但中国的市场发展速度、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相应的监管框架建设，因此现在决策者必须马不停蹄地查漏补缺，保护公平竞争。

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处理由于监管缺漏与错配已经导致的后果，如腐败、污染、过度负债和产能过剩等。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中国有充分的建设实体基础设施的经验，但在提供软基础设施，如竞争规则、会计标准、税收制度和监管规范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中国需要啃下这些硬骨头才能进入可持续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对于问责问题，中国有一套不为外部观察者所明白的间接的、还在完善中的制度。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得票最多，而是来自其执政绩效，包括实现经济繁荣、推进改革等结果导向的业绩。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国际压力将成为又一个重要的政府问责要素。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中国追求结果的增长模式有关，因此特别需要权衡个体与公共利益。

垄断企业占据市场

例如，一些自然垄断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提供了低交易和通讯成本的互联网平台，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还有一些行业与企业因有助公共利益得到了政策补贴。这些特殊利润诱惑都可能成为利益集团攫取垄断租金的目标。

在新经济环境下，不断升级的市场集中度并非中国独有现象，但可能导致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恶化。中国领导人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大幅改善这些问题。

在40年的改革中，中国长于干中学，并用充满活力的市场作为价格信号和解决问题的指引。中国还进行了大胆的政策实验，如建立经济特区。最后中国还坚持不懈地努力融入全球经济。

在中国试图避免前方四大陷阱时，需要吸取所有这些经验。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及香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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