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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关系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有一种中缅关系疏离乃至恶化的舆论氛围。

这种氛围基于三类事态:



一是缅甸民主化进程消除了缅甸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障碍,中国在缅甸对外关系中的既有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伴随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缅甸民主化有转向美国的战略意味;

中国看好缅甸的战略位置和经济开发价值。

二是缅甸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间的战争,严重威胁中缅边境安全与稳定,特别是缅军炮弹多次落入中国境内,造成中国建国以来少有的边民伤亡,加剧了中缅关系的紧张;

三是中国在缅甸部分重大项目投资,受缅甸国内种种因素影响而延缓乃至停滞,加上西方媒体的渲染,产生了一种缅甸开始消除,乃至排斥中国投资的印象。

不可否认,相比过去平静的中缅关系,近年来中缅之间确实事态频发、关系动荡,但由此判断中缅关系变质乃至走向对立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中缅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中国与缅甸都是拥有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传统的国家,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国内政。



过去,缅甸因国内政治问题遭到西方国家干涉和制裁,中国成为缅甸在东盟之外少有的友好交往对象,并在经贸投资领域联系颇多。

没有结盟关系

中国也比较看好缅甸的战略位置和经济开发价值。

但是,中国与缅甸既不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有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更没有形成结盟关系。

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缅甸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同中国的关系,一直通过东盟、印度等平衡与中国的关系。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

其次,缅甸民主化进程不是缅甸外交战略转向的结果。

当然,它首要表现于国内重大政治安排,也在外交上产生了附带影响。

从目前来看,民主化是缅甸军政府的战略选择,受到军政府内各方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

民主化客观上扫除了长期以来缅甸与西方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但在民族、宗教矛盾等处理上,缅族、佛教徒的主流诉求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诉求之间仍存在差距,而任何通过选举上台的政党都不可能忽视主流诉求。

以中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外交政策立场来看,中国尊重缅甸对自身政治制度的选择,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介入缅甸国内政治。

专注国内政治经济议题

缅甸平稳政治过渡,有赖于安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不存在破坏与中国关系的倾向。

缅甸民主化不是一场突然的革命,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由于保留了大量既得利益关系,民主化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来完成政治过渡,绝非一场选举就完成,甚至还可能会反复发生。

与此同时,新政府还面临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

因此,缅甸需要较长时间专注国内政治经济议题,并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支持。

因此,虽然缅甸新政府领导人与西方有亲密关系,但缅甸没有建立类似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美越伙伴关系的需求。

民主化利中缅经贸

最后,缅甸民主化从根本上有利于中缅经贸关系制度化,保护中国在缅投资。

在缅甸军政府时期,由于受西方制裁,缅甸对外经贸关系选择相对单一,对中国投资倚重较大。

但中国与缅甸贸易、投资存在野蛮生长的倾向,缺乏制度化规范和保护。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对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这种不利倾向会越来越明显。

而军政府时期缅甸封闭的对外关系,不可能建立受国际制度和协议保护的经贸、投资环境。

随着缅甸民主化带动缅甸社会对外开放和对外关系多元化,缅甸国内外各方都将致力于建立并受益于一个制度化的经贸、投资环境。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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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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