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国家拖延的经济停滞，继续威胁较贫穷国家的发展展望。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已使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但现在一体化本身已成了威胁，因为富裕世界问题的连锁效应，使发展中国家被束缚。

作为全球一体化增加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比以往更依赖于进入国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是必须的，除了要出口产品，还要进口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如今的独立（无论如何不对称）就是一条双向道，各有非常不同的交通流量。

不幸的是，近期在挣扎中的发展合作努力，使危机的贸易效应因其对前者的影响而加重。

196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承诺奉献国民总收入的0.7%，作为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但2017年的总额只达到1466亿美元或累计国民总收入的0.31%，低于承诺的一半。

2000年，联合国采用千禧年发展目标为打击世界贫穷提供标杆，15年后更新成替代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但所有严格的审计一直显示，要达成目标的国际努力有重大不足。这冷静地提醒了大家，尤其在现有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必须更努力和满足长久的国际承诺。

个别国家承诺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欠佳，七国集团(G7)国家在数十年来多次峰会中承诺援助较贫穷国家及豁免债务，都无法达成。

援助无助经济

在世纪之交，发展援助似乎崛起成为较富裕国家的优先事项。不过，官方发展援助在近30年前冷战结束时急剧下降，只在九一一恐袭后回升。2002年首届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的成果《蒙特雷共识》，如今是国际发展筹资的主要参考。

不过，仍被“捆绑”或用于捐赠国政府项目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可能比此前更多，造成国家预算支援的展望更遥远。

捆绑的援助要求被捐赠国在捐赠国花费所接受的援助，及经常用于标价过高的商品与服务，或无必要的技术支援。官方发展援助愈发被用于促进捐赠国自身私人企业的利益，通过“官民伙伴关系”和其他类似安排来伪装。

毫无意外，国际货币基金职员也愈发批评官方发展援助，理由是无法贡献经济增长。

不过，联合国研究显示，如果明目张胆的政治推动援助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证据会指向稳固正面的伙伴关系。纵然近期努力加强援助效率，进度也欠理想，主要原因是平均项目筹资已下降超过三分之二。

债务阻碍发展

债务是发展两难的另一面。过去10年中，IMF-世界银行联合的“重债穷国”倡议及其延伸的“多边减债”倡议，在债务可持续性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不过，减债仍未被当作官方发展援助的附加事项。结果是“双重计算”，即之前按优惠贷款计算的款额，再次被记录为债务勾销。

在2001年布鲁塞尔的低发展囯家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为低发展囯出口商品提供100%免税免配额(DFQF)。不过，实际可享受待遇的只有80%产品，只要没有全面DFQF，进口国就能排除低发展囯可成功出口的特定产品。

不幸的是，许多最贫穷国家一直无法应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的不可持续债务负担。

同时，纵然有削弱国力的阿根廷、希腊和其他危机，迈向公平和有效的主权债务工作框架的进展一直很小。

公共领域研究和农业推广努力的衰落、更强的智慧产权声索，和更大地依赖私有技术，尤其对贫穷国家来说有不祥的含义。同样地，在必要药物的可负担使用方面，进度也欠理想。

近年的一项国际调查发现，在贫穷国家中，只有一半的公共设施和三分之二的私人设施可使用此类药物。

（作者为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前经济学教授，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经济发展），2007年获颁推动经济思想前沿的华西里·列昂惕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