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全球化成国际政治重大分野

在发达国家里,新的政治分野不再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开放还是封闭。

波兰自由派政治家拉法尔·特沙斯科夫斯基(Rafal Trzaskowski)说,“这个国家里传统的左右派划分已经过时了”。



实际上,从华沙到华盛顿,政治分歧中的左右色彩越来越淡,但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分歧则越来越大。

在主张减税的保守派与主张花钱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夺并未消失,但跨越传统党派界线的话题则越来越有影响力。

欢迎移民还是将拒之门外?是开放对外贸易还是保护国内产业?拥抱文化变革,还是抵抗变化?

《经济学人》引述网上观点分享社区YouGov英国分支负责人斯蒂芬莎士比亚(Stephan Shakespeare)在2005年的如下观察:“我们既是拉起吊桥者,也是放下吊桥者。你们谁觉得自己的生活被罪犯、吉普赛人、食客、政治避难者和欧盟的官僚所侵犯?你们是否认为如果我们锁上门,所有的坏事就不会发生?或者如果我们张开双臂彼此拥抱,世界就会充满好人,成为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呢?”

英国脱欧公投实际上也是“开放或封闭”的一次大检验。



德国忧移民问题恶化

对脱欧派来说,他们想从欧盟总部拿回英国的边境控制权,阻止移民潮和难民潮。

右翼的脱欧派视欧盟为社会主义的超级联合政府,而左翼的脱欧派则视欧盟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工具。

在欧盟其他国家,主张封闭和关门的人群越来越多。

《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文章写道,在波兰和匈牙利,封闭派牢牢掌握了政权;在法国,右翼的玛丽娜勒庞认为反对全球主义者就是爱国者,她有可能在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上台。

即使在德国,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担心移民问题恶化,有左翼政党的领袖也开始反对针对难度的福利措施,称“你们只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去建福利国家”,而不是到德国来享受福利。

美国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共和党,其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却主张撕碎贸易协议,他声称:“我们的信条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

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的观点非常类似于他的对手伯尼桑德斯这位有点古怪的左派。

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这位一向最主张“放下吊桥”的人,其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也转向特朗普/桑德斯的观点,甚至否定了她曾支持过的协议(如TPPA)。

英国脱欧公投实际上也是“开放或封闭”的一次大检验。

欧兴起威权民粹主义

有欧洲智库的研究认为,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正在欧洲兴起。平均而言,欧洲五分之一的投票者会支持右翼或左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在北欧,2015年的难民危机推动更多的民粹主义者掌权。

相关研究还发现,那些主张关闭大门的民粹主义者因地方不同而变化很大,但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除了对自由贸易和移民抱有疑心之外,几乎所有人都会反对他们国家的精英集团,而精英集团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自私自利者。

很显然,国际政治重大分野已经转向如何看待国家的开放还是封闭,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

不论从对待自由贸易、投资还是对待移民问题,反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

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中国得到全球化红利才刚刚开始,这时候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无疑相当不利。

美国与欧盟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倾向于实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人员、商品、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愈发顽固。

而由于地缘政治危机产生的一波波难民潮又加剧了欧洲对全球化的反弹和担心,这些构成了中国所处的现实世界。

全球化已然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大分野,开放还是封闭将成为众多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长期争议。

作为全球化后来者的中国,仍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面对一个逐渐封闭的世界,中国需系统调整自己的全球化参与战略和方式。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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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刘镇东:面临最严峻挑战 全球政经明年或重组

(吉隆坡7日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指出,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将在明年面临最严峻的挑战,甚至可能经历重组。

他认为,当前特别需要国与国之间协调,确保总需求不会大量滑落;而各国之间也要协调产能,确保各国的工业基础不会突然因为倾销而崩溃。

“我们希望可以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针对东南亚地区的钢铁产能进行协调,确保东南亚的钢铁产能不会过剩。”

刘镇东今天在2024年嘉庚国际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主题为华裔资本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 - 从陈嘉庚1920年代的经验探寻2020年代的启示。

他指出,特朗普在今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中选,将于明年1月20日起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经济学人》杂志认为,特朗普将会是罗斯福以来,最关键的美国总统。

柏林围墙倒后最大变局

“这样说吧,我们所处的时代,至少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以来,最大之变局。”

他表示,特朗普即将在美国竖立的贸易壁垒,与中国国内需求滑落,是否会导致贸易战,需要各国领导的高度智慧,从1920年代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刘镇东也提出,很多华裔企业在过去50年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认为国界不重要;有很多也按股东资本主义的想法,认为企业就是赚钱就好。 

“我在贸工部,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年以来,本国企业甚至在马由外国拥有的制造业,纷纷因为国际贸易形势而到贸工部要求政府反倾销和保护本地工业。”

他认为,在形势需要时,国家有必要保护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当企业要求国家保护时,企业也要很自豪说出他们的公共意义。

“也就是说,国家保护企业,可以因为企业可能有特殊的技术和科技,或者企业提供高薪优越的就业,或者企业对这个国家的任何贡献,关键就是企业的公共意义。”

华裔资本需要“国旗”

他说,全球明年将被迫进入新的时代,陈嘉庚在1920年的经验,给2020年代的启示是,华裔资本需要“国旗”、需要新的国家论述,即全球化时代结束后,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而资本在获得国家保障的同时,肩负着保障社会的集体经济安全、工人权益和环境的责任。

较早前,刘镇东说,陈嘉庚于1874年出生,他被誉为马来亚的亨利福特,他将上游的橡胶种植、中游的橡胶加工和下游的橡胶产品制造,包括胶鞋和轮胎,形成马来亚最早的垂直整合,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他认为,陈嘉庚的工业生产技术和规模在亚洲是超前的,产能于1929年达到巅峰,单是出口中国,一年总量为300万双鞋子。然而,1929年发生经济大恐慌,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同类产品的倾销,以及各国林立的关税壁垒。

“陈嘉庚在英属马来亚生产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加拿大和澳洲,都遇到关税壁垒,出口到中国也一样。最终,在没有国家庇护、没有市场供营销的情况下,马来亚华裔资本家陈嘉庚的工业王国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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