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联合国演讲中发表的一番古怪好斗的言论，其中包括威胁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彻底摧毁”朝鲜，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

他的声明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特朗普认为主权国家仍然至高无上，国家利益也可凌驾于人类共同目标。这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特朗普上台的前一年，联合国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各国在气候变化、贫困、公共卫生等关键全球目标上合作。

但在这个蔑视国际合作的年代，更别提在特朗普政府中根深蒂固的否定气候变化的信条，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看来只是一厢情愿。

由于来自颠覆技术的冲击、地缘政治对抗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一直都面临着强大阻力；而那些民粹主义者呼吁实施的民族主义政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则更增强了这些阻力。

简而言之，普罗大众已经开始怀疑良好的监管（包括货币和财政纪律），以及自由市场这类全球发展正统路线，可以使自己受益。

由于所有发达国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而新兴市场国家的财力则因商品价格下跌而被削弱，现在很难找到愿意出资支付全球公共物品的国家。

预算削减、问责的压力以及新技术的挑战，也正在损害及威胁那些旨在提供良好监管的倡议及项目。甚至市场似乎也被既得利益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经济问题往往源自于政治。哈佛法学院教授罗伯托昂格尔认为，克服知识型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要求秉承一种“包容性的先锋主义”。

他指出，市场经济的民主化只有在“民主政治的相应深化发展”后才有可能实现，而这意味着“市场本身的制度重建”。

民主或专制皆难包容

然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的市场制度重建。哈佛商学院教授凯瑟琳格尔和迈克尔波特认为，美国的两党制“已成为解决国家重大挑战的主要障碍”。

格尔和波特继续指出，政治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不切实际的承诺上相互较劲争斗，而不问行动和结果”，这就导致“分裂选民和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负面后果，所有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极少面临问责。

旧金山大学教授莎兰德拉沙玛即将出版的著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通过对中国，印度和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进行比较，沙玛认为民主和专制监管都无法推动公平包容发展。

各国可能面临着四种潜在的结果是：

一、监管和经济政策俱佳；二、监管良好但经济恶劣；三、政治恶劣但经济繁荣；四、政治和经济都恶劣。

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可能只有25%的机会能实现监管良好和经济表现强劲的双赢局面。而这种机会又会受到从自然灾害到外部干扰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冲击而减弱。

科技反而鼓吹冲突

有些人认为技术将有助于克服这类负面干扰，通过刺激增长创造资源来缓解这类影响。但颠覆性科技进步纵使在易用性方面做得不错，但其自身也给社会稳定带来相当大的代价。

科技会在短期内消灭就业并要求对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此外知识密集型技术具有赢者通吃的网络效应，核心利益集团可以借此占据知识和权力，而那些弱势群体、阶层、部门和地区只能挣扎求存。

移民压力蔓延全球

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不满情绪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快，导致破坏性的政治气氛。这可能会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并随之迅速恶化成双输的局面，正如那些政府管治脆弱或失败的缺水和地缘冲突国家所面临的现实。

某一国的恶劣政治与经济环境并存状态很容易产生传染性，因为越来越多的移民会将政治压力和经济社会动荡，扩大传播到其他国家。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布的数据，去年全球共有6500万难民，而1960年仅为160万人。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压力，加上迅速增长的气候变化影响，跨境移民人口水平预计在短期内都不会有所下降。

可持续发展空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通过保护环境和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来减轻这些压力。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更加负责的政治和更强大的社会共识。

这就要求观念的根本转变——从关注竞争到强调合作。

正如我们没有全球税收机制来确保全球公共物品的供应，我们也缺乏全球货币或福利政策来维持价格及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升级和重组多边机构，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来应对各类全球发展挑战，比如基础设施差距，跨境移民，气候变化和金融不稳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才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

然而昂格尔认为，今天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有缺陷的，低能量的民主”，除非遇到（以经济毁灭或军事冲突为形式的）“挫折”否则“无法实现转型”，确实如此。

在这个以特朗普拥抱陈旧过时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模式”的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政策或许就是不可能的。

沈联涛,肖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