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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总裁:防贫富鸿沟扩大
金融全球化应利益共享

慕哈末:要让平民百姓感受全球化的好处,必须让他们“感觉”及“触碰到”。

(吉隆坡25日讯)国行总裁拿督慕哈末依布拉欣指出,全球化带来许多利与弊,国际社会必须使金融全球化更加安全,并公平分配所带来的利益。

他说,东盟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目前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也是继中国、美国及德国后,第四大出口区域。



“无论如何,全球化为我们带来显著的挑战,全球化的成果没有公平分享,导致全球社会及经济出现了不公平感。”

他说,公众谈论全球化带来的利与弊,并非新鲜事,但是全球化却被一些人用来推动其狭隘的经济和政治议程,导致公众出现反弹。

“这是决策者及研究员应该关注的,全球化的倡导应该更加公平,并平均分配所有利益。”

慕哈末依布拉欣今日出席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国家银行夏季大会“全球化观点及后果”致词时,这么说。

慕哈末说,1988年至2011年,全球10%最穷人口收入仅增加65美元,但是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增长,却是穷人的近200倍,达1万2000美元,这导致反全球化的情绪及民粹主义不断增加。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侵蚀了国家主权,参与多边贸易协议被描绘为下放国家政策。

“技术变革的速度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要求我们快速适应。

“全球金融危机及亚洲金融危机,明确证明了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及破坏,我们需要有效的框架,以确保金融全球化有助于风险多样化、平滑消费和有效跨越跨国生产资本。”

决策须以人为本

慕哈末依布拉欣说,一些非传统的政策被认为是异端,但现在却被认为是必要的。

他说,在爆发危机时,决策者必须灵活及勇敢实施各种可用的政策工具,以维护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

他说,在迎接全球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确保政策清晰、连贯及互补,并采取更以人为本的做法。

“要让平民百姓感受全球化的好处,必须让他们‘感觉到’及‘触碰到’这些好处,让他们觉得生活过得比之前好。”

他强调,沟通及透明评估,有助让公众更了解及接受这些政策。

“如果我们扩大对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影响,全球化将会发挥作用。至于其负面影响则是无可避免的,但我们有义务制定政策,关注那些不利影响的程序。”

他也引用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反对全球化就像是反对地心引力”论,没有全球化,经济将放缓、关系恶化、增长萎缩,全球化巩固全球国家共同的未来,大家有共同责任维持与加强。

姚金龙: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益需要时间发酵。

下半年贸易持稳
——双威大学商学院经济教授姚金龙

双威大学商学院经济教授姚金龙指出,由于本地业者产量有限,出口表现增长趋势预计仅维持六个月至九个月,随后将会放缓。

他说,就目前而言,消费及投资等多项指标显示,全球需求持续稳健,今年下半年的贸易表现将保持强稳。

“随着中国进口增加,我国的出口也会随之增加,但是在产量约束下,这样的情况预计并不长久,可能六至九个月,随后就会放缓。

“目前,许多业者可能已达至100%运作及生产量,若要增产,必须进行第二轮的投资。”

姚金龙今日出席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国家银行夏季大会“全球化观点及后果”后,向记者发表谈话。

他说,若本地业者进行投资增加产量或扩大业务,则也会增加就业机会,对经济发展而言,是正面发展。

“尽管现在多项指标显示经济好转,但平民百姓并未感受到,在第二轮的投资后,他们将感受到经济好转带来的效益。”

他补充,大马今年的经济表现将比去年好。

除了贸易推动经济增长,姚金龙说,持续性的投资也是关键,尤其是私人投资。

“我们看到许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是好事,但其经济效益却需要时间发酵。”

他说,能立竿见影的成效是来自制造业扩充业务、提升科技及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避免债务“传承”

姚金龙说,政府在获得大量中资的同时,须确保债务不会传给下一代。

他说,大马需要完整的计划,探讨所有发展项目的资金成本,确保政府保持还款能力。

“一些长期项目的融资期限很长,若还款期限长达100年,尽管还款额低,但是却把负担传给下一代。我们必须探讨,避免隔代转移债务。”

他说,财政部及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必须针对未来债务与资产比对,作更深入的分析。

另外,询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的影响,姚金龙说,早前中国经济放缓影响投资情绪,但随着国际货币基金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率,相信有助稳定投资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马必须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及亲商环境。”

他补充,我国经商环境仍然保持吸引力,但是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东盟也越来越开放及自由化,因此大马必须应对这所带来的竞争及挑战。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必须从所有领域探讨,也要确定本地业者有能力在本地投资。”

他说,我国企业债务仍然处于可管理水平,反观家庭债务,则需妥善处理。

“我们必须专注于低收入群,以确保国家经济能持续增长。”

他说,国际货币基金上调对大马的经济增长预测,显示该组织有信心大马今年经济会比去年好。

金融业界人士出席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国家银行夏季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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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擅涨保费不怕国行惩罚?/陈金阙

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导致怨声四起,国家银行日前向国会后座议员简报时爆出令人震惊的消息:保险公司竟然在未获国家银行批准的情况之下擅自调高保费!难道,保险公司想赚钱想到疯了?

笔者向从事保险业务的友人们求证,友人皆表示不可置信,原因是保险行业向来受到国家银行的严厉监管,根本不敢造次。

记得多年前保险公司推出投资联结保单时,由于保险公司各自有自己的精算师来计算未来投资增长,一些公司大胆地将预测回酬提高,导致未来的回酬更加亮丽,让代理将之用来招徕客户投保。

基于客户容易被高回酬吸引,这对于那些预测回酬比较保守的保险公司大为不利。结果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预测的高回酬不达标,导致未来增长大受打击,客户因而面对保费不足以应付未来涨幅的问题。

当时国行介入,要求保险公司重新修订投资预测回酬,并发出指南,在保单进行20年以后的预测回酬须更加保守。这终结了投资联结保单的高增长预测,让客户惊觉原来该保单不是一帆风顺,稳赚不赔;一旦回酬不达标,客户可能面对必须加保费来延续保单的风险。

消费者成待宰羔羊

如今,医疗保费的飙升,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再也没有代理敢拍胸口保证保费不会涨了。目前,业者流传的是“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保费都将上涨”,就算您放弃这家保单,另一家也不可能以更低的保费来接受您的申请。

换句话说,消费者成了羔羊,保险公司磨刀霍霍,看是谁先砍下一刀而已。

但是,不是说国家银行严厉把关,不允许保险公司胡来吗?国家银行确实有监管的权力,不让保险公司乱乱调涨保费。

既然如此,在我们的认知,保险公司在调整收费之前,会先做足分析,然后将报告提呈国行,在国行的批准之下,才能调涨。

像国行代表在汇报会指这种“先斩后奏”的说法,绝无仅有。我们不禁想,难道他们敢面对停牌的风险吗?例如,高速大道公司是否可以因为成本高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之下而擅自起过路费,说得通吗?

如果公司预测失误,销售无法应付成本,那么,应该停止生产,推出新产品,而不是将成本无限度地转嫁现有的客户,以确保不亏本。

这样无止境地调涨下去,恐怕连保额也比不上上涨的保费了。政府是不是应该请业者现身说法,解释一下他们凭什么敢绕过国行,就地调涨,这么大胆?

不管是电台还是新闻,报道的皆是保客宣泄不满。有者从年轻买起,到要退休时保费突然起超过100%,看起来好像是保险公司存心逼走高风险索偿的一群。

如果断保就失去了保障,继续的话又供不起,如何是好?在没有得到国行的批准之下,保客是否可以入禀法庭,起诉保险公司不合理对待客户,而要求赔偿金钱和精神上的损失呢?

把账算在政府头上

更甚的是,国行代表在汇报会时,提到拥有保险公司担保信函的病症,比先付后索赔的保客,需要缴付的医药费差额可能多达三倍或更多,医院如果采取这双重标准,当局应该严加惩戒才对。

卫生部应该要求所有医院规定医疗费用上限,同时确保先付后索赔和用医药卡支付的费用不得有过大的差距,这才能遏制保费无限度的上涨。

如果当局不采取行动,多管齐下,那么,不管是医院或保险公司,皆以成本上涨为主来调涨,最后必然伤及国本。

届时,更多人民转而向政府医院求助,让以负荷沉重的政府医院百上加斤,人民也自然而然将这笔账算在的政府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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