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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国致力平衡各国势力/谢祥锦

19世纪初,缅甸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战败,暹罗的势力在东南亚大陆减退,而越南在阮朝的统治下完成了南北统一,且把势力扩张至柬埔寨。



当时,寮国的万象王国(Lan Xang)夹在缅甸和暹罗的争夺之中,其统治者昭阿努(Chao Anu)观察区域形势,认为是时候发动叛乱,争取寮国从暹罗和缅甸的控制下独立。

昭阿努随后战败,向越南阮朝求救;阮朝明命(Minh Mang)帝派兵救援,希望借此机会把势力扩张至寮国。

昭阿努再次战败,被送往曼谷处死,而暹罗与越南也随着为了争夺寮国的宗主权而爆发了战争。

当时,寮国分裂为万象、瑯勃拉邦(LuangPrabang)、占巴塞(Champasak)三个王国,而普遍上而言寮国整体势力相对弱小,昭阿努的战争显示了整个东南亚大陆,乃至于国际形势都在左右着这个区域的命运,而无论是在随后摆脱法国统治还是独立抗争,寮国都必须在众多势力中寻求平衡点。

到了21世纪的今天,虽然国际形势大不一样,不过寮国仍然必须周旋于全球和东南亚区域的数个大势力,以确保自身的生存。



受国际瞩目

这一年来,寮国成为了东盟轮值主席国之后,正逢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而这也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印度东望和东进(Look East,Act East)政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时期,寮国这个东南亚内陆国家受到了全球的瞩目。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世界其他主要领导人在今年9月聚集在寮国首都永珍,参加东盟和其他国家的会议,寮国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所在。

在政治和经济上,寮国对泰国、越南、中国有较大的依赖,也致力于在这几个国家寻求平衡点。

从两百多年前的昭阿努向越南求助的历史来看,越南在寮国的政治扮演着的角色可说是举足轻重的。

随着共产主义时期的发展,寮国和越南变得非常亲密;不少寮国的领导人都在越南接受培训,也与越南共产党有着密切合作的关系。

今年年初,寮国人民革命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2日在首都永珍闭幕,本扬沃拉吉当选寮国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本扬沃拉吉本身因为曾接受越南军事、社会主义培训,被视为是“亲越派”人物。

多国试图扩张影响力

虽然有国际观察者认为,“亲越派”当权表示寮国日渐疏远中国,但是这并不一定表示寮国会因而忽视中国。

寮国和中国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而中国在2013年开始即成为了寮国最大的投资国,提供寮国奖学金、援助、贷款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助。

寮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居于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位置,因此获得了不少中国投资,中国对寮国的重大影响力不言而喻,即使寮国真的想亲越疏中,也不无许多顾虑。

但是,寮国政府也希望和西方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如寮国前总理通辛坦马冯在今年1月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万象与举行了会面,双方的讨论除了美国越战期间在寮国境内投下的多枚没有爆炸炸弹,就是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

奥巴马这次访问寮国,承诺美国将分三年提供9000万美元(约3.66亿令吉)协助寮国拆除美军在越战期间投下的未爆弹,也表明了美国想在寮国扩张影响力。

比美国更靠近寮国的,除了越南和中国,还有寮国的邻国泰国。

泰国常自视为寮国的老大哥,而泰寮同样信奉上座部佛教,文化、语言有不少共通之处,两国也有很深远的关系。

目前,泰国和寮国的关系,主要是经济层面上。

印度、日本也试图在寮国扩张势力;因此看来寮国要在外交方面平衡着多方面的影响力,凭着地缘政治从中获取自身利益之下有着许多考量。

在多方面势力的角力之下,寮国事实上希望的是联系所有大国,并不能以简单化的非此即彼来看待。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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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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