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的言论重要吗？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已把敌对者等人否定为邪恶、愚蠢或两者皆是。他也把未登记的移民称为动物，把穷国称为屎坑。

在世界各地，这种苛刻的字眼已正常化为领袖的修辞，针对被认为和制造出来的敌人，以便动员目标的“想象群体”去对付“对立者”。

培养憎恨文化

这种修辞愈发被世界各地的政治、宗教和社群领袖模仿，并很大地促进了对“对立者”、“外来者”、“陌生人”不满和憎恨的风气。

憎恨字眼和言论已在全球广为传播，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传播某种意图、世界观和信念，均有相当的冲击性。由于是主流，它们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威和力量所放大，愈发被承认为“软”实力。

在传统和社交媒体，包括愈发恶毒的网上文化，随着对手们竞争以胜过对方、吸引注意力，憎恨的修辞被回响和放大。

不过，通常更具侵犯性和恶毒的是崛起中的文化民粹主义者的憎恨修辞，他们制造新说法以胜过对方和在职者，同时尝试团结“想象的群体”成为追随者。

利用文化无知

民族民粹主义者、极端爱国民族主义者、其他沙文主义者及其教唆者尝试说服追随者，称他们是受害者，面对的威胁来自夸大甚或想象的危险，如敌对“对立者”的阴谋，且他们因假新闻的困惑而一无所知。

在世界各地，他们利用文化无知、陌生、猜疑、偏见、仇恨和恐惧来动员追随者，典型的方式为“半真理”，而非较难以置信的凭空捏造。

在假新闻、假警报和“后真相”的时代，这种半真相在怂恿贬低、驱离和破坏的力量时更有效率和危险性，尤其是当它被寻求更大影响力和权力的野心所推动。

在西方及世界其它部分，种族民粹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近期的流行、主流化和合理化需要被关注，以便让文化分析、社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协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修辞的效应。

憎恨言论正常化

毫无意外，持续或频密暴露于憎恨言论，已知可增加偏见、不满和仇恨。这种影响使人们对言语甚或其他形式的侵犯不敏感化，本应受社会谴责的行动和行为被“正常化”。憎恨文化似乎在人类“生态系统”里蓬勃发展。

领袖们激发支持者的偏见、愤怒和恐惧，可刺激压力激素飙升，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影响头脑的威胁中心——杏仁核。威胁性的语言直接刺激了杏仁核，让人们很难“放松”热情和情绪，以便在行动前“思考”。

这种修辞要“激发”侵犯和暴力，一个人不一定是精神有缺陷或不稳定。我们大多数人易受这种“激励性”言论的影响，尤其是当条件有利时。

对他人暴力合理化

普林斯顿心理学家费斯克领导的研究把愤怒和暴力冲动联系到对“外来者”和“对立者”的不信任，特别是经济困难鼓励我们把他们视为通过“不公平”竞争获得较好机会的人。

通过诱导或夸大“对立者”外在威胁的意识，可把他们想成不仅是不同，还甚至有威胁。一般上，较容易把外来者想成次等人类，因此不值得获得同情或怜悯；两者均是有利于憎恨、侵犯和暴力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条件。

共同研究的哈佛心理学家据报发现：“当一个群体处于防御状态、感觉受威胁时，他们开始相信包括暴力在内的任何东西都合理化了。”

把他人非人化

文化沙文主义者也鼓励对他人的敌对和暴力，方法是把他们妖魔化和非人化成次等人类甚或非人类，认为他们不值得获得人类的对待和考虑。

较早时，费斯克和同事发现，研究对象对毒瘾者和流浪汉的影象如此没有同情心，以至于无法想象他们的感受和想法；把他们当作应得“道德对待”人类的同情心所需的头脑区域无法被激活。

反之，与恶心感觉有关联的头脑区域被激活了。费斯克论述：“科学和历史均暗示，当人类承受压力、受到同僚压力，或获得权威人物准许时，会以最恶劣的方式培养偏见和按偏见行动。”

因此，当政客或其他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把他人非人化时，他们被置于同情心的范围外，剥夺他们的道德保护和合理化对他们的非人道对待。

在另一个著名的1960年代研究中，耶鲁心理学家米尔格朗发现，大多数研究对象愿意遵从权威人物的指示，对其他参与者施加电击，虽然他们不知道电击是假的。

有65%（近三分之二）的人按命令行动，施加若是真实则可致命的最大电击。显然，人们可轻易被权威影响，可怕地伤害他人。因此，追随者遵从领袖，把他人非人化。

也须正面议程

人们连续受憎恨言论影响。但当非人化成为常态，受容忍和持续，不仅是个人的行动，社会经济文化也推广甚至需要非人化，那么包括憎恨言论在内的憎恨文化就正常化了。

所以，考虑到其可能后果及其赖以发展和促进的憎恨正常化，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非合理化甚至禁止憎恨言论。

它们威胁的不仅是破坏社会团结、和平共处和互相尊重，也进一步损害国际关系甚至社会和平，尤其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

当憎恨言论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便愈发难以扭转这些过程，把建设理性、同情和怜悯等失去的能力重新寻获。

我们要回顾、动员和增强剩余的文化资源，提出正面议程，以便重新发现共同人性的最佳部分，动用互相尊重和丰富的文化多元化潜在的普遍精神。这种努力很困难，但有必要，而且仍不足够。

虽然目前的憎恨文化受到某种“生态系统”的支持，但是神经科学、人类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方面也承认我们有“怜悯本能”，即承认痛苦、痛苦普遍性的精神倾向，和帮助他人的“本能”需要甚至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