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戴良业建议中国助中小企创富
提供东盟基建优惠融资

戴良业与政协副主席兼科技部长万刚聚首。万刚同时也是致公党主席。

(北京8日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总会长拿督戴良业建议中国政府,给予东盟国家在基础建设特别优惠的融资,配合一带一路发展,使中国企业在东盟建立定位。

他说,中国给予机会让当地的中小企业参与、增加工作机会和抢占先机,可解决一部分的产能过剩问题。



另外,戴良业也建议中国促成中国东盟一联通,中国可和大马企业合作建立智能商业生态网络,如物流、金融、服务、人才培训等,协助东盟国家的中小企业制造商机,开拓市场,创造价值。

他是受邀列席于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听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呈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后,在参与讨论上述工作报告的小组会议时,针对中国加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议及看法。

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机遇无限,世界各地华人华侨都愿意积极参与和配合,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将有关计划进一步具体化并予以详细讲解,让各国华侨华商得以运用各自于所在国的人脉网络,有效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协力合作,以达事半功倍之效果。

重视栽培科技人才中国值得大马借鉴

戴良业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中国政府除了对人民、对环境的照顾,也着重于经济发展策略,致力于促进工商界运作,让经济能够全面发展,值得马来西亚借鉴。



他也对中国政府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和栽培深深有感,并指中国的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与他们拥有庞大的科技及技术人才库息息相关。

“马来西亚要成为先进国,就必须关注及解决报读科技工程科系学生人数日益减少的问题,正视人才外流的困境,并致力于吸引国内外科技工程及技术人员回国效力,方能在国际舞台上维持其竞争力,进一步强化国家发展的基础。”

另外,在推动现代化农业发展方面,戴良业认为马来西亚也应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让农产品价格更为稳定、强化农业基础支撑、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等。

“马来西亚的农民,很多还面对耕地不足的问题,以致无法投入资本发展现代化农业,政府应该加强协助农民,让耕者有其地,同时协助解决开展现代化农业所需的资本问题。”

提及中国的软势力,戴良业指中国的软势力须走出去,让五千年优良传统文化及价值观融入全世界,将更能彰显大国风范。

“这些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精华,可通过现代方式,如电影、电视、戏剧等发扬光大。”

他也以马来西亚为例,华人社会重视、维护和支持华文教育的发展,如今拥有1千多所华小以及61所独立中学,长期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让海外各国参考,并希望华文教育能够在世界各国发扬光大。

戴良业除了列席上述会议,出席的代表也分别在3月5日、6日和7日,分别受邀与全国政协领导、致公党中央领导、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委员会(侨联)领导会见。

中国可借助大马3大优势

戴良业也说,中国要走出去,东盟国家是首要必争之地,中国虽然在东盟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充满挑战和竞争,如与周边国家的一些历史和政治因素、南海纠纷、与美国的关系等,因此中国需要下更大功夫,加大力度更有策略性的去争取。

“马来西亚是中国很好的伙伴,可成为中国通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桥头堡。”

他说,马来西亚具备三大优势,那就是“中国通”、“东盟通”、“清真通”。

中企可利用大马优势

马来西亚处于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而大马人民具备多种语言能力及商业头脑,中国企业家可利用大马优势,进入东盟市场。

基建项目带动发展

戴良业说,马来西亚已设立的关丹产业园,以及广东省与马六甲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建设深水港、马六甲海洋工业园等大型项目一旦开启,基建项目可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这将加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厦门大学也已经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是马中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说,除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大马工商界也愿意配合,共同开发具潜能的合作计划,特别是利用马来西亚在回家国家中的地位及广受各国承认的清真认证,共同合作开拓清真市场。

“马来西亚不仅仅拥有全球认可的清真认证,与回教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优势,我们鼓励中国企业立足马来西亚,进军占有62%回教徒的东盟,或与马来西亚企业进行精明结盟,从庞大市场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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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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