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是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75周年，恰恰是这份协议设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对国际货币基金而言，这也标志着挑选一位新的总干事接替拉嘉德过程的开始。

拉嘉德在接受欧洲央行行长的提名后辞职。现在是重新思考国际货币基金全球作用的最佳时机。

国际货币基金纵贯其整个历史所起的最积极作用，是在国际收支危机期间向各国提供关键的财政支持。但这种支持所附带的条件却往往引发极大的争议。

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在20世纪80年代要求拉美国家及20世纪90年代要求东欧和东亚所实施的政策，致使基金组织项目背上了耻辱的骂名，直到今天还在引发人们的反感。

可以说，国际货币基金项目所带来的衰退影响，相比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实行的黄金标准调整，可以算得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强化全球宏观经济合作

即便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的下一任总干事也必须监督保证像2002至2009年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持续地审查和简化援助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通过协助强化全球宏观经济合作，做出了另外一项宝贵贡献。

事实证明，这在动荡期间尤为重要，包括在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以及2007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领导了黄金非货币化进程。）

但国际货币基金却越来越多地在宏观经济合作中担任次要角色，而这种合作往往由主要经济体所特设的组织领导——包括十国集团、七国集团，以及最近的20国集团——哪怕基金组织已经提供了包括对全球宏观条件分析在内等不可或缺的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而不仅仅是X国集团，应当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主要论坛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应当推动设立货币合作的全新机制，包括区域内和区域间储备基金。

事实上，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应当成为此类基金网络的中心。

这张网络将成为支撑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基础，而在对国际货币事务的探讨中越来越突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作用。

扩大善用特别提款权

国际货币基金也应当为审慎处理国际资本流动而受到赞誉。

布雷顿森林协议致使各国逐步减少对贸易和其他经常账户支付控制，但却不包括资本流动。

迫使各国放开资本账户的尝试于1997年遭到了失败。

而且，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建议采用特定的资本账户监管作为管理外部融资繁荣和萧条的宏观审慎工具。

某些国际货币基金举措虽然重要，但却远没有达到应有的作用。比方说特别提款权，这是创设于1969年的唯一真正的全球货币。

尽管特别提款权在包括2009年在内的重大危机期间，在创造流动性及补充成员国官方储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机制仍远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国际货币基金理应更积极地依赖特别提款权，特别是在其自身的借贷项目领域，将尚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视作向相应国家提供贷款的“保证金”。

这一点在因为危机爆发而导致资源需求大增时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将有效推动国际货币基金像各国央行在危机期间所做的那样“印钞”，但只不过是在国际层面。

上述措施还应当与新贷款工具的创设相匹配，过程的基础应当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推行的改革措施。

提升新兴经济体代表性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工作人员，以及20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知名人士小组所提出的那样，基金组织应当在危机期间设立以短期贷款为目的的货币互换。

发达国家央行常常设立双边互换机制，但上述机制往往会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排除在外。

还有些国际货币基金举措经历了彻底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至2003年，由于美国和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反对，试图就主权债务解决机制达成一致的努力遭到彻底的失败。

可以肯定，国际货币基金在主权债务危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定期分析危机国家的偿债能力，并就他们对不可持续的债务进行重组提出建议。

但议事日程当中仍然需要重新纳入债务解决机制。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需要推行雄心勃勃的治理改革。

最重要的是，在于2010年得到批准，但却仅在2016年刚刚生效的改革措施基础上，基金组织应当确保配额和投票权制度能更好地反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必须结束仅任命欧洲籍总干事的做法，就像世界银行必须开始考虑任命非美国公民。

拉嘉德的离开代表了一个让国际货币基金走向更加包容和有效未来的黄金机遇。

抓住这个机遇，不止意味着欢迎一位新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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