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前称“新冠肺炎”）继续在中国以外迅速扩散，世界各地的医学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者都在奋力控制疫情。而在眼下这种情况或是其他自然灾害来袭时，政府究竟可以或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鉴于疫情对各关键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运输业的严重影响，中国当局已经针对性地放宽了货币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举动。

但是货币措施只是应对疫情或自然灾害等实际破坏的一种迂回手段。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则更有能力对各类经济挑战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在医疗专业人员的努力之外，政府还应采取各种举措和法规来遏制冠病疫情，比如确保提供充足的医疗用品以及安排航班从国外受影响地区撤侨。

当然，这些措施都需要额外支出。对此那些财政保守派认为政府应尽可能限制预算赤字规模，并着眼于减少公共债务，也通常会拒绝立即为此类支出提供融资。

例如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宣布一项1200亿美元（约5040亿令吉）的一揽子计划以帮扶受去年10月台风哈吉比斯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时，该计划当即遭到了财政保守派和日本财务省的上述抵制。

但这类反对其实是不得要领的。这让我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在东京大学学习线性规划课时遇到的一道考题：当一座日本岛屿遭受自然灾害袭击（比如地震）时，解决交通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在座的学生都在想如何将运输成本或距离降至最低。

但是刚从哈佛大学回来的教授则指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减少运输紧急救济物资和服务所需的时间。

救灾慢影响复苏

当自然灾害或疫情来袭时，我们必须迅速实现各项预定应对目标。

一旦反应延迟，受影响地区的经济运行，机构运作和日常生活都将陷于瘫痪。

除非能迅速且适当地应对灾害所造成的破坏，否则不但民众生活质量将出现下降，生产设施的复原也往往遭到阻碍。

灾难造成的社会分摊资本损失以及经济复苏不足不仅影响当代人，更会累及后世。

但是在日本，传统经济学家和新闻从业者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例如《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素子里奇（Motoko Rich）在2019年12月5日发表了一篇介绍安倍政府台风灾后刺激方案的即时文章，然而从统计和当前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该文对日本公共债务的描述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是存在误导性的。

日本负债率优于法英

首先，当我们评估一个企业的财务稳健性时，我们会查看其（实际和名义）资产及其负债，而不仅仅是根据总债务来评判企业的业绩表现。

但里奇在文中对日本的描述是“拥有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规模而言最大的债务负担”，只关注政府债务总额，却忽略了政府手中的金融和实际资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尽管日本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呈现微小负值，但其净债务与GDP的比率却优于法国和英国，与美国相近。

因此，当我们着眼于净债务而非总债务时，日本的财政状况要比《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经常暗示的要健康得多。

也许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和外国媒体——包括在日本派驻通讯员的那些——都过于轻信日本财务省这个一直谋划着在未来加税的机构了。

告别紧缩型财政预算

此外，运行紧缩型政府预算的必要性已不再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常识。

自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以来的一批经济学家都指出，当利率较低且经济体拥有过多储蓄时，赤字融资型政府支出的可以改善今世和后代的福祉。

如今不仅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的激进拥护者持这种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例如奥利维尔布兰查（Olivier Blanchard）和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

而这也是我为何无法苟同伊藤元重在2月2日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的文章《焦虑的经济学》的原因。

该文似乎旨在间接地引起读者的恐慌，并最终提出毫无根据的说法，即财政赤字是目前日本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

政府应果断出手

在台风哈吉比斯和现在的冠病疫情下，日本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面临两次紧急事件。

而日本政府也应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不要让保守派的财政幻想分散了其对自身使命的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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