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有一位时常补贴他孩子的父亲。由于孩子挥霍无度，孩子向父亲讨更多的钱。

你认为孩子向父亲讨更多的钱是对的吗？当补贴过少，并不足以生存的时候，这是对的。现在造成愤怒的，并不是要求更多，而是挥霍无度。

把消费税这个课题，置入这个故事中，“父亲”是国民，“孩子”是政府，而“补贴”是税。

政府有其理由，申诉是因为现有缴税的民众太少了。

2014年，首相纳吉指出，10个国民中只有1个缴税。这个比例可以算是“不足以生存”，尤其是在面对好几十年来连续的财政赤字。

无论如何，让马来西亚人愤怒的是政府的“挥霍无度”。

贪污影响纳税意愿

一连串令人反感的贪污报告（滥用资金）以及低效率的公共领域，更加紧了先制止这些“挥霍”，而不是实施更多税务。

大马人所担心的是，这些从消费税所得的额外资金，是否被好好利用。

在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实施消费税期间，政府通过消费税收取了超过270亿令吉。

另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额外收入并不足以抗衡国际油价下跌造成我国原油收入骤降，所带来的危机。

在2016年1月财政预算案修正时，首相纳吉宣布，我国来自原油的收入下降将近140亿令吉。

短期痛楚长期获益

原油价格从高峰期每桶100美元，跌至最低每桶26美元，直至中东和俄罗斯在供应方面联手，原油才回弹至每桶40美元。

接下来，原油出口国的政府，包括大马，宣布了叫人沉重的预算案削减。给予的理由是，原油价格暴跌。

由于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以及来自国油公司的收入（股息）减少，大马政府就调整财务政策。

消费税只不过在一年前才实施。尽管在实施初期有些阻扰，消费税却带来了比意料中好的收入。

它同时也成功地扩大了我国纳税人的人数。尽管如此，消费税的实施还是面对一些缺陷，因为它的实施是相当混乱和花费偏高。

减缓国家财赤

消费税加重了中低收入层级消费群的负担，人民依然对政府可否会妥善使用这笔额外的收入感到质疑。

虽然有许多人认为消费税是“不好”的，但是这依然是一个长期的财务策略，以提高国家收入，减缓财政赤字和债务。

因此，“不好”应该是指，（i）消费税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挥霍和贪污；（ii）额外的消费税收入并没有被好好利用。

在我国，有些人会认为这两个财务调整（消费税和削减预算案）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这是“错误且迫近”的选择。

也有些人认为，政府没有“选择”。尽管如此，大多数的消费人会认为“这不是我的选择”。

既然消费税是“短期痛楚，长期获益”（如果它的税收可以妥善利用的话），削减预算案，尤其是在教育与保健却是相反地属于“短期获益，长期痛楚”。

公共医疗保健遭殃

2016年1月，卫生部的预算案中的拨款将会调低10%，或是减少2亿5000万令吉至3亿令吉之间。

对此，卫生部长还相当正面，他认为拨款减少了，可用医疗领域中各个层次的效率增高来补救。

不过，在预算案中削减了医疗保健的拨款，仿佛敲响了好多记钟。

例如，减少拨款予保健医疗是否会影响或拖迟经济转型计划的进展？我国公民，尤其是那些依靠公共设施（如：政府医院）受到拖累，因为公共医疗的拨款已经减少了？私人界是否可以填补公共设施所留下来的空缺？公共与私人界的医疗保健费用的差别呢？

我国一般对于公共领域资讯保密的情况，引起辩论与讨论，以寻找出有效或缓解措施，在削减预算案后保障公众的福利。

无论如何，有一方面必须获得高度关注，就是低投保率，意即对公共医疗设施的依赖，或是“菩萨保平安”的观念依然非常关键。

在美国，可负担医疗法令（或者为大家所熟悉的“奥巴马医疗”）定义可负担医疗保险，成本低于扣除补贴后的可调整年收入的8%。

如果他们的国民无法寻获低于家庭收入8%的保单，打从2014年起他们就无需保单。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可在私人市场找到可负担的保险配套。

那大马又如何？可负担的保险保单也有很多。可是，愿意花费在保险的数额相对的低（参阅表1）。

虽然在1990年至2014年期间增加了1.5%，大马人在保险的消费，只不过是占了国民总收入（GNI）的4.4%，也就是相等于奥巴马对美国要求的一半。当然也有一些计划在扩大私人保险界，不过这却需要时间。

在我们还没有达到美国或发达国家水平之前，削减医疗保健的拨款，很大可能会为国民带来负面影响。

大学研究拨款减少教育水平恐加剧低落

大马教育界的学术人员或行政人员或许已察觉，这种低效率的风气也衍生至教育界。

世界大学的排行相对地低，加上国际评估计划（PISA）的成绩不理想，几乎确定了我国的教育水平不断下降。

这些都需要几个年代的努力、多数的资源（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和私人投资）和许多品质的鉴定（大马品质机构，MQA的鉴定），以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

试想想，这些刚才提及的措施，在没有妥善的基础改革之时，却突然因为预算案减少拨款，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

与2015年的财政预算案相比，高教部的拨款减少了24亿令吉，只获得133亿7800万令吉。国立大学的拨款减少了14亿4200万令吉。

马来亚大学相信是受影响最大的大学，拨款削减了27.3%；北大削减了19.31%；理大削减了17.14%；工大削减了16.53%。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由于拨款减少，许多国立大学都停止订阅学术期刊的资料库；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来自政府的研究拨款都减少了。

这些举动都可能会严重打击学术人员的研究能力，以及剥夺了学生需要的教材（网上期刊以及书本）和各种科学研究的器材。

此外，对于现今的环境缺乏乐观的前景，加上消费税提高了生意成本，造成私人界减少给予私人教育机构的拨款或赞助。私人教育界的激烈竞争，造成私人教育机构的赚幅和学生人数减少。

学术研究教学失动力

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应该明白，研究和教学是生产力增长的重要资源。生产力则是经济增长和永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根据生产力的输入（资本、劳动力等），由教育、研究以及革新（科技进展）所促成的生产力才是持久的。

1990年代亚洲奇迹，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例子。

需革新思维推动持久增长

东南亚和韩国多年来持续维持高增长，就被称为“亚洲奇迹”。无论如何，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曼就指出，“奇迹”其实归功于人口的增长。

他提醒我们，这个奇迹并不能持久，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已经静止，甚至稍微下降。

克鲁曼的看法告诉我们，亚洲国家用“实干”增长，而西方国家则用“灵感”（革新／科技／生产力）推动增长。

实干并不能持久，而且影响力并不是很见效。革新力需要定期地投资在教育、研究以及发展，尤其是在科学和科技方面。

重要的并不只是金钱投资，正确且良好的政治意愿也是必须的，以提供更有效的资源以和孕育革新的思维。

突然减低预算案给予教育的拨款，将会剥夺教育开销所需。它同时也给予人们一个不好的印象：教育在国家的议程里并不重要。

一旦我们欲通过教育、科学以及科技推高生产力的动力停止，过后就很难再重新回到高速增长了，牛顿的力学定律是这么说的。

因此，政府可否要承担长期的痛楚、短期获益的风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