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的同事布鲁奈罗罗萨和我定义出了10个可能在2020年引发美国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潜在下行风险。其中有9个在今时今日仍然存在。

这些风险中有好几个都涉及美国。

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战，再加上对移民、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的限制，都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增加经济陷入滞胀的威胁（增长放缓同时通胀上升）。

随着2017年税收立法的刺激措施稳步落实，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也变得更为严峻。

同时，自我们最初定义风险之后，美国股市一直维持着泡沫状态。而且还存在与新形式债务增长相关的附加风险，包括许多大量借款以外币计价的新兴市场。

随着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能力日益受限，流动性不足的金融市场极易受到“闪电式崩溃”和其他破坏因素的影响。

新兴国脆弱

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也会引发一场类似的破坏，而他可能会想与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制造外交政策危机（“转移视线”）。

这虽然有助于支撑其国内民众支持率，但也可能引发一场石油冲击。

除美国之外，债务缠身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脆弱性也令人无法放心，而欧洲的经济、政策、金融和政治风险也是如此。

更糟糕的是发达经济体应对危机的政策工具选项仍然有限。

降息潮应战

2008年金融危机后动用的货币和财政干预措施以及私营部门支持机制放到今天根本就无法实现跟当年同样的效果。

而我们所考虑的第十个因素，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在利率因特朗普政府采取顺周期财政刺激计划出现攀升后，美联储在1月份出手扭转了这一上升进程。展望未来，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更有可能降息以应对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各类冲击。

虽然贸易战和潜在的石油飙升都是供给侧风险，但也会威胁到总需求和消费增长，因为关税和更高的燃料价格会拉低可支配收入。

在面对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选择减少资本支出和投资。

赤字限制量宽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央行迅速做出反应，严重的冲击也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毕竟在2007至2009年时，纵使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积极应对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却也无法避免“大萧条”的来临。

而相对于2007年9月的5.25%，美联储当前的起始基准政策利率为2.25至2.5%，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则已处于负利率区域，并将面临零利率下行空间的限制。

由于在连续几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已经累积了臃肿的资产负债表，就算央行可以再度出手大规模购入资产，也将面临类似的限制。

难调动支出

在财政方面，今天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赤字和公共债务都比全球金融危机前更高，因此调动经济刺激支出的空间很小。

同时正如罗萨和我去年所说的那样，“在那些民粹主义运动抬头且政府近乎破产的国家，救助金融部门的举动是不可容忍的。”

贸易战恐引爆金融危机

在可能引发2020年经济衰退的风险中，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技术战尤为值得关注。冲突可能在几个方面进一步升级。

特朗普政府可能决定将关税扩大到尚未受影响的3000亿美元（1.25兆令吉）中国出口产品上，或者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组件，进而可能引发全面的去全球化进程（因为企业会奋力维护自身供应链条）。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将有几种选择对美国进行报复，比如对苹果这类美国跨国企业关闭市场。

全球可能衰退

在这种情况，无论各大央行如何奋力支撑，那些对全球市场的冲击都将足以引发一场全球危机。

由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已经削弱了商业，消费者和投资者三方的信心且拉低了全球增长，进一步升级将可能使世界陷入衰退。

同时鉴于目前私人和公共债务的巨大规模，说不准会爆发另一场金融危机。

中美妥协空间缩小

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知道避免全球性危机符合本国利益，也因此有动力去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妥协方案。

但眼下双方仍在大肆宣扬民族主义言论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 

两人似乎都认为只有在面对新冷战时面不改色才能维护自身国家的长期经济和国家安全。如果他们都真心相信对方会先退缩，那么爆发毁灭性冲突的风险就极高了。

特朗普和习近平或许会在6月28至29日在大阪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但即使他们同意重启谈判，距离签署一份解决双方众多争论点的全面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两方日益分道扬镳，妥协的空间正在缩小，在这个也已脆弱的全球经济中爆发衰退和危机的风险也因此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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