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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99年土地租赁利与弊/谢祥锦 

今年1月,泰国《经理报》刊登了一幅二格漫画,左边的是英国人用枪指着穿着马褂、绑着辫子的中国人签署《香港99年租期》文件,右边的却是西装革履的中国人用人民币迫使泰国人签署《泰国99年租期》文件。

这幅漫画的背景是泰国政府打算修改与土地租赁有关的法律条款,使泰国土地租用期可达99年,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而这在泰国引起了争议与担忧,让一些泰国人认为这对国家主权造成威胁,尤其会让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国人吞噬泰国的土地。



按照泰国原有的《不动产租赁条例》,泰国土地合同的最高租期为30年,最多可延长至50年;有些人认为这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泰国,尤其是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增加国内外投资者的顾虑。

吸引外资

不过,一旦土地的租用期限延长到99年,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参与投资后,完全可以合法享有项目的管理运营权长达99年,被一些人认为将大大吸引国外投资者来投资。

若外国投资者在泰国的土地租赁期为30年,且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一些投资者认为在泰国的投资风险较高,且和东盟其他邻国相比较不具吸引力。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外商投资的重要性更为显著,而投资者更可能倾向于选择东盟其他国家,而一旦土地租用期达99年,泰国对外资而言将更具吸引力。



泰国人忧被边缘化

虽然延长租用期限能吸引外国投资者,泰国修改与土地租赁有关的法律条款,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弹。

首先,不少泰国人担忧泰国尚未做好准备,而一旦99年租用期被实施,外国投资者将会占据市场,泰国当地人将会被边缘化。

一些泰国人更担忧《经理报》漫画里的情节会发生,泰国大量土地将会被视为财大气粗的中国人所占据。

另外,也有人担心这会造成大量农民必须依赖于这些外国投资者,或是外国投资者占据农业土地,进而让农民无法脱离贫困。

作为农业大国,土地是泰国农民赖以生存的条件,有人担心一旦失去了农业土地,泰国根基将会受到动摇,因此除了担忧失去土地自主权,部分泰国人认为这99年土地赁期与卖国无异也是能理解的了。

这些担忧虽然可能看起来有些情绪化,但是如果不被妥善地处理将会加剧泰国群众的不满情绪。

私营土地期限依旧

《99年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法》最终还是出炉了,结果是政府土地租赁出让期限仍保持之前的构架,公务机关部门间的土地租赁出让限期却放宽至最长可租赁99年。

私营部门以及企业租赁政府土地方面,还是之前的30年限期,最长可延至50年。

虽然这99年政府土地出让条例修改,不算是真正解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算是政府土地的开放。

土地租赁期的修改确实能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不过农民的权益、农业土地保护仍有待加强,当局也应该防止土地掠夺的发生。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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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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