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深圳一带一路经贸研究院
依区设驻马代表处

2017年12月22日
深圳市一带一路经贸战略研究院选在美迪尼设立中国境外第一家代表处。右起为刘振东、刘定坚、孙斐、李敬和、陈成龙、戴锦祥及潘荣德。

（依斯干达公主城21日讯）中国深圳市一带一路经贸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敬和指出，该研究院今天正式在依斯干达特区美迪尼设立驻马来西亚代表处，他期许将来深圳有机会与依区发展成为友好城市。

在马中国际投资促进会安排下，李敬和今日带领深圳一带一路考察团一行20人首次访问依区，他在主持驻马代表处的授牌仪式后这么说。



该促进会于今年9月27日在美迪尼第六区（Medini 6）开设第一家马来西亚办事处，协助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企业和投资者，在美迪尼进行投资事务，并为他们提供商业咨询。

李敬和表示，该研究院驻马代表处初步阶段设在马中国际投资促进会的办事处，以进行筹备工作，而孙斐为该代表处的总代表，全面负责马来西亚事务。

他说，代表处的设立，标志该研究院在践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深圳“走出去”的工作上，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拟缔结友好城市

针对缔结友好城市的建议，李敬和表示，这是他与马中国际投资促进会创会会长丹斯里陈成龙博士昨日会面时谈及的课题，两人均认为，这是有必要且有意义的事。



“这是民间构思，我想政府也会乐见其成，因为今天的依区就是20年前的深圳，过去深圳发展的经验与做法是值得依区借鉴的。这也是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的智慧与经验分享出去。”

陈成龙受询时则表示，他将会向州政府反映上述缔结友好城市的建议。

今日出席见证仪式者包括该研究院常务副秘书长刘振东、美迪尼依斯干达马来西亚有限公司(MIM)总执行长戴锦祥博士、马中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刘定坚、该会首席顾问兼加拿大互动成功集团董事长艾莫、双威产业总营销长许毅博士、大马产业推广促进会副会长潘荣德硕士等人。

在马中国际投资促进会安排下，深圳市一带一路经贸战略研究院组织考察团访问依斯干达特区。

李敬和：设首家境外代表处
促进与海外经贸往来

李敬和提到，该研究院于今年初着手调研在境外设立第一家代表处，以点带线带面，进一步加快推进深圳市与境外各国之间的外经贸往来和旅游文化交流合作的可能性。 

他说，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战略要冲地带，既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又是一带一路建设通往东盟、中东、西亚和南亚的桥梁。

“新山是大马第三大城市，为重要的工业与商业城市，含有大型电子、资源企业和石油化学的精炼厂和造船工业等，被视为新加坡面对大马市场的腹地，彼此的角色类似深圳与香港。

“开设驻马代表处，是研究院加强对包括大马在内的东盟国家合作的重要举措，正是认识到中国与大马及东盟经贸发展的广阔前景和巨大空间，才决定正式设立代表处。”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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