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美国人民已对美国弱势的外交与内政以及复苏乏力的经济感到厌倦，民心思变，让丑闻缠身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趁机崛起，漂亮出胜美国总统选举。

为此，特朗普升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之后。

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运筹惟幄，致力在各个方面壮大美国，并将美国利益置于首位。

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大卫马尔帕斯，曾是贝尔斯登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大选前受访时表示：美国需要执行“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政策方能重振经济活力。

该学说曾让深陷窘境的美国扭转乾坤，大幅降低失业率（1982 年近乎11%），走出了多年的滞胀（Stagflation）困境。

相关政策的依据为执行“供应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中主要的减税与“减”管主张，通过最佳税率换取最优税收，从而刺激个人、家庭、企业甚至政府的生产效率以及投资参与。

担任竞选团队的财政总管后受钦点为新任财政部长的高盛（Goldman Sachs）前执行副总裁史蒂芬努钦大选后曾表示，他正致力于制订大改革性的税务计划，更优惠的税务，将促使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资金与项目回流美国市场，这可为1兆美元（4.4兆令吉）基建大兴计划铺路，具体细节料在近日公诸于世。

另外，适用于金融危机后复苏却阻碍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多德-弗兰克”严苛法案修整后，将减去繁冗金融监管，打开不必要的盈利枷锁，支持经济发展，由基建、国防、金融以及能源领域领航增长。

振兴经济引发通胀

以美国乘数效应而言，每1美元的投资，将在未来数年内增加近2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创造就业机会，提振薪金增幅，引发通胀效应。

现任美联储主席叶伦在任期结束前继续效力，也没受敦促辞职。不过，她在2018年2月份任期届满后，想法与特朗普更相符的候选人，将获得提名美联储主席一职。

一系列的税改、商革、财政、松管方针之下，货币政策已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将是财政政策。（当然若不多加谨慎，财政刺激存在致使经济过热风险，紧缩政策会令经济衰退。）

基于就业和通胀皆朝目标迈进，经济取得进一步增长，减税促成经济增速形成通胀预期，美国加息的步伐相对更快。

在美国优先的大势所趋下，美联储在去年12月已如预期般升息，今年更有数次的加息举措（至少升息两回，升幅依经济增长而定）。

加息预期迅速体现在债市行情，美国10年期国债殖利率处在一年高档。美元指数与国债殖利率呈正相关性，预期中依然大有上行空间，各国国债兑美汇率因而遭到抛售持续处于弱势。

放弃投机拥抱投资

投资者抛弃存有不确定性的高收益“投机”，拥抱日渐明朗化的高增长“投资”。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强势推高新兴市场外债成本，并抑制经济活动。

为此，美国总统选举进行后，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出。无论如何，美联储加息之后，企业借贷成本届时跟着走高，盈利表现再有突破难乎其难。

大量资金撤离美股？

美国股市在趋紧的金融环境下，升幅受限趋于盘整回调，局势转变资金又会随之转向。标普500指数当前攀至2300点上方，技术而言可被视为牛市标杆，诡异的是美银美林的报告却称，大量资金正在逐步离开美股市场。

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前提下，伦敦商学院的埃莱娜重认为，三元悖论已经成为了一个二选一的命题：选择资本自由流动或是独立货币政策。

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只是个开始，这个开端可让美国逼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让人币可自由兑换，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资金管制措施。

中国在去年9月将承办G20峰会，人民币在去年10月份正式纳入SDR。事后人民币跌跌不休，近期回稳。美联储加息预期将继续升温，美元将继续走强，预期中人民币在多重利淡的袭击下还会降值。

中国拯救汇市动用的外储规模，与其他新兴国所需要的额度大同小异；中国债务的其他风险，包括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迅速扩张；中国大型企业信贷状况恶化，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增加。

信贷猛增会损及银行的资本水平、融资与流动性状况，而这些互相关联指标的任意一项出现重大问题时，都可能令银行陷入困境。

银行业者届时将被迫大幅注资，人民币会随之如Hayman Capital创始人凯尔巴斯预期般再降值。

国行出招扶令吉

非常时期，大马国家银行多次重申不会再施资本管制，但还是用了一些手法扶市。较为具体的有以令吉非国际货币为由，严禁岸外无交割远期合约（NDF）交易，以便遏止令吉的投机活动，提供充裕的流动性，同时善用外汇储备出手干预汇市。

令吉适度降值有利巩固来往账项盈余，双赤字风险随之降低，主权信贷评级展望受控。只要来往账项依然得体，中国人民币兑美元跌势不重，令吉兑美元再降值风险受限。

预期中，为了让令吉兑美元在4.50价位左右觅得支撑，大马国家银行今年伺机升息，毕竟降息可能会帮助重振经济，但并不会在短期中奏效。

来日，通胀受控走高，美联储缓步升息，大马又何以降息？

概论而言，需求高企的出口导向企业，有着更多业绩发挥的空间，科技股项走势各放异彩。

无论如何，部分企业的生意手法还是受制于骤变的汇率，尤其是制度限制了出口商手头上的外币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