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在钢铁、铝和其他商品上的贸易冲突，其实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藐视多边贸易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贸易争端裁判机构的后果。

在宣布每年向价值近600亿美元（约2340亿令吉）的1300多种中国制造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之前，特朗普还在3月初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宣布向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特朗普坚持认为向一小部分进口钢铁，其价格早就在全球范围内设定好了，征收关税足以应对一场真正的战略威胁。

然而，大多数专家都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特朗普本人已经通过对大多数主要对美钢铁出口国予以豁免的做法，弱化了自己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说辞。

比如加拿大就在成功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获得了豁免，所以事实上就是要给该国一个下马威，好让它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但在此依然存在许多争议性问题，例如木材、牛奶和汽车方面。

特朗普是否真的暗示美国愿意牺牲国家安全，以换取在美加贸易中就这类小问题达成更好的协议？

又或许这一国家安全主张，根本就是一套虚假的说辞，正如特朗普的国防部长所暗示的那样，而特朗普虽然在大多数问题上都糊里糊涂，却也清楚知道这一点。

纠缠过时问题

通常情况下，特朗普似乎总是纠缠在一些过时的问题上。回想一下，当特朗普开始谈论他的边界墙计划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数量已经减少到近乎零。当他开始抱怨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时，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在让人民币升值了。

同样，特朗普在钢铁价格已经从谷底上涨约130%之后才推出钢铁关税，而上涨的部分原因恰好是中国努力减少自身过剩产能。

但特朗普不仅是在没事找事，他还激起了各方的情绪并同加税这事来给美国与主要盟友的关系添堵。

最糟糕的是，他的行为纯粹是由政治所驱动的。他渴望在自己的支持者面前展现强硬和好斗的一面。

就算特朗普没有经济学家做顾问，他也必须认识到问题的重点在于多边贸易逆差，而不是与某一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

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将不会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相反，它会提高普通美国人为同一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并为孟加拉国、越南或其他任何国家增加就业岗位，以替代以往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

就算有少量制造业确实重返美国，它们大概也不会为东北部那些老工业区创造就业机会，因为这些货物很可能是由机器人生产，这些机器人可能跟其他国家一样被安置于高科技中心地带。

聚焦双边逆差很愚蠢

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将自身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减少1000亿美元（约3900亿令吉），而这可以通过购买价值1000亿美元的美国石油或天然气来实现。

但无论中国是从其他地方减少采购还是仅仅将美国的石油或天然气出卖到其他地方，对美国或全球经济都影响甚微。坦白说，特朗普将眼光放在双边贸易赤字上的做法是相当愚蠢的。

不出意料，中国已经通过威胁征收本方关税来回应特朗普的举措。这些关税将影响一批来自美国各行各业的产品，而且主要针对那些大幅支持特朗普的地区。

中国的回应是坚决且仔细筹划过的，一方面避免冲突升级，另一方面也不做缩头乌龟——这样只会让那些欺负你的疯子变本加厉。人们希望美国的法院或者国会共和党人能遏制特朗普。

但是坚决与特朗普站在同一阵线的共和党，似乎突然忘记了自己一贯以来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就跟几个月前它忘记了长期以来对财政审慎政策的承诺那样。

更宏观地看，由于多种原因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支持一直在减少。除了那些饱受去工业化困扰的美国和欧洲选民之外，许多美国企业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将中国视为一座金矿。

随着中国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中国的工资和环境标准都有所提高。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进度一直缓慢，令华尔街投资者们大为不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特朗普声称要维护美国产业工人的利益，但一系列“成功”谈判，这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其保险和其他金融活动市场，的真正受益者很可能就是华尔街。

人工智能中国占优势

当今这场贸易冲突其实反映出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全球主导地位。

当一个发展中的贫穷中国在25年前开始增加与西方的贸易时，很少有人能想象它会成长为一个世界工业巨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在制造业产出、储蓄、贸易甚至GDP方面都已经超过美国。

对发达国家的许多人来说，更令人恐惧的在于中国除了技术实力迅速赶超之外，还可能在未来其中一个关键行业——人工智能占据领导地位。

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为基础，而数据的可获得性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诸如隐私、透明度、安全性和框定经济竞争的规则等问题。

欧盟似乎对数据隐私保持高度关注，而中国则不然。不幸的是，这可能会给中国开发人工智能带来极大优势。

人工智能的优势将大大超出技术领域并可能延伸到几乎所有经济部门。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协议来制定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以及相关技术的标准。

欧洲人不应该为了促进贸易而损害他们对隐私的真正关注，因为贸易（有时）只是实现更高生活水平的手段而已。

在未来几年，我们将不得不设法在众多经济体制、历史、文化和社会偏好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

而特朗普时代的危险之处在于，尽管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总统的推文并努力避免遭他毒手，但这些真实而艰巨的挑战仍未得到解决。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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