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王宏伟:结合一带一路倡议
中银搭建中马合作平台

王宏伟(中)带领大马中国银行高层向全体嘉宾敬酒。左起为郑瑞锦、刘能胜及戴良业;右起为伍秋琴、许赞军及蔡文洲。

(吉隆坡24日讯)大马中国银行行长王宏伟说,大马中国银行的发展定位,是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可信赖、中资企业及个人赴马经商投资最佳服务、马来西亚客户走向全球市场的首选合作中资银行。

他说,根据这一定位,我们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依托集团国际化和多元化平台的优势,积极搭建中马经贸合作的平台与桥梁。



“一方面打造信息共享互通的平台,一方面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和一带一路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在能源、通讯、交通等重要领域,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王宏伟昨晚在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复业15周年庆典上致词时这么说。

他说,2015年,中银集团向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投放授信277亿美元,其中马中银发放5亿美元。

“今年,我们已向一带一路下的多个项目,设立意向授信50亿美元,中国银行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在马落地的最坚定支持者和服务者。”

王宏伟:打造两国之间民间交往的平台。

92%为本地员工 中银融入大马社会



王宏伟说,大马中国银行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担当社会责任,注重在大马社会树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

“越来越多的本地优秀人才加入我们,越来越多的本地客户也选择我们作为银行合作伙伴。”

超过93%为本地客户

他说,目前大马中国银行的员工中,92%为本地员工,中层管理人员中本地雇员的比率超过了60%,客户中超过93%为本地客户,其中一半的授信对象是本地的中小企业,已初步形成了和谐、共赢的发展氛围。

“另一方面,我们要突出在‘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MM2H)官方合作银行等服务上的特色,未来我们还要再推出财富管理等服务,以及举办各类公益活动等,打造两国之间民间交往的平台。”

王宏伟指出,中国银行的新加坡分行于1936年成立,成为首家南洋开设的中银机构,随后在1939年成立槟城分行,1940年成立怡保分行,1941年成立峇株巴辖分行、吉隆坡分行,1949年成立芙蓉分行。

后来因为历史原因,于1959年3月6日停止营业,遗留的业务转交新加坡分行代办。跨越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十五年前的2001年2月23日,中国银行在吉隆坡正式复业。

中国的川剧变脸绝活艺人一个急转,一幅大马国旗顿出现脸上,宾客大乐。

黄惠康: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含金量”提高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博士指出,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0.9%,提升到2015年的55.1%。

他说,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加上就业稳定、物价温和、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在不断提高。

他对中国经济及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

“拥有13.7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多万个市场主体的中国经济,其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 完全能保持中高速增长。”

抨索罗斯唱衰中国

他说,最近,中国2015年经济统计数据出炉,许多评论家乃至金融大鳄索罗斯都给予非常负面的评论,极力唱衰中国、“唱空”中国经济。

“这位金融大鳄说,中国经济正在走向硬着陆,并且会加剧全球通货紧缩;‘屡战屡败’的美国评论家章家敦又开始兜售他的‘中国崩溃论’;‘臭名昭彰’的经济学家郎咸平也在鼓吹中国经济完蛋论。

“一些西方媒体也跟着炒作,说中国是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各国货币贬值、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罪魁祸首’,但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大家心里很清楚。”

他说,每逢来到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我们就能听到这些“高明”的预言家的语言,但事实胜于雄辩,每每这些预言家的预言,都是以失算而告终。

经济低迷仍增长6.9%

黄惠康强调,中国经济形势是“形有波动、势仍向好”, 一个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正有力地拉动着世界经济。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除进出口增速外,几乎全部按期完成。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仍然实现了6.9%的中高速增长,十二五规划圆满收官。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低速增长的挑战,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6.9%的增长,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势头,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

驳斥外资“撤离潮”

黄惠康也驳斥外资“撤离潮”的说法,并指这是伪命题。

“十二五期间(2011-15),中国引进外资规模比十一五期间增长了30%。2015年,我们吸引外资1263亿美元,略少于对外投资。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累计超过1.6万亿美元的外来投资。”

他说,在2015年,中国游客出境游高达1.2亿人次,中国游客在海外购物消费超过1.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加30%。

“在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1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13年连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

美经济贡献输中国

他说,中国从2014年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10102亿美元)。

他说,美国在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87万亿美元,同比增速2.7%,增量为4500亿美元,比中国少了1800亿美元,约三分之一。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中国约少三分之一,如果中国是30%,美国只有20%。”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15周年纪念庆典,冠盖云集,主宾席左三起为林玉唐、杨忠礼、黄家泉、黄惠康、王宏伟、黄家定、江作汉、戴良业、黄汉良及郑添利。

戴良业:助马中企业合作设智能商业网络拓商机

戴良业指出,中银拥有庞大的中国机构网络和客户基础,中总和中银将进一步探讨各方面合作,让马中企业实际受惠,促进马中经贸投资和发展。  

“这些年来,大马中银和中总维持良好和密切关系,双方合作为马中企业合作搭建平台;去年6月,中总和中银联办马中一带一路经济大会,促成了大马企业和中银客户在多个领域的企业合作。”

他透露,中总也构思一带一路联通概念,即设立一个智能商业网络,通过网络协助马中企业建立合作,开拓更大市场并抓紧商机。

戴良业:中总和中银将探讨各方面合作。

黄家定盼各方努力大马对华贸易有待加强

黄家定认为,马中双边贸易额从2011年至2015年都在1000亿美元上下,这个数字不容易得来,但2015年马中双边贸易总额达到973亿美元的同时,越南中国的双边贸易也“静悄悄地”靠得很近,达950多亿美元,因此,大马政府、企业界、人民需要加把劲,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他说,中国连续8 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大马也连续8年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地位是可以保住的,只要我们在各方面一起努力。

“中总、马中总、马中商务理事会都应该一同探讨,如何把大马对中国的贸易进一步加强。”

出席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复业15周年庆典的嘉宾,包括第二贸工部长拿督斯里黄家泉、大马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大马中国银行行长王宏伟、副行长刘能胜、许赞军、行长助理拿督郑瑞锦、总经理伍秋琴、中行独立董事兼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戴良业、中银独立董事蔡文洲、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马吉德、华总永久名誉总会长丹斯里林玉唐、杨忠礼机构执行主席丹斯里杨忠礼、百盛控股主席丹斯里锺廷森、实康集团副执行主席丹斯里郑添利、已故丹斯里刘南辉遗孀潘斯里陈慧玉、中国铁建大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光明、《南洋商报》总编辑陈汉光、《星洲日报》总编辑拿督卜亚烈、《中国报》总编辑张映坤。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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