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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计平:与“西进”没冲突
新南向非抗衡一带一路

(吉隆坡26日讯)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章计平强调,新南向政策与“西进”不冲突,甚至也不是为了和“一带一路”抗衡,而是胥视市场商业机制,甚至可以相互合作。

他指出,新南向政策刚推出时,也有人质疑是否要以此取代之前的“西进”大陆政策。



“到中国大陆的台商有150万至200万人之间,投资额高达8000亿美元(3万2147亿令吉),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

商业行为共存共荣

“事实上,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已进入东盟6亿人口的经济体,而台湾进来的时间可能已有点晚。

“新南向政策跟西进是没有抵触的,即便是大陆的一带一路,也可跟新南向政策彼此营造互利互惠的,完全是商业行为,可以共存共荣,也没有要取代西进或跟一带一路抗衡,完全是胥视市场商业机制,甚至可以相互合作。”

章计平今天受《南洋商报》询及两岸关系不融洽会否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时,这么说。



为配合《南洋商报》首度筹组“金鹰出发”前往台湾,重点考察工业4.0及农业4.0,本报执行总编辑冼慧欣、黄兆平特别拜会章计平及其官员。

与会者包括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顾问刘邦全、经济组组长张明、秘书林翠薏。

《南洋商报》高层配合“金鹰出发”,拜会章计平(中)。左起为刘邦全、冼慧欣;右起为张明、黄兆平。

教育结合产业强调双向培才互动

章计平强调,新南向政策涵盖所有领域,强调双向、人才培育、互动。

“而教育的亮点是可以跟产业结合,学生毕业后可投身到各个领域工作。”

章计平鼓励台商为大马学生提供奖学金,吸引大马学生赴台深造,并签订服务契约,毕业后到相关公司服务。

他指出,台湾政府乐见企业、教育、人才、产业彼此相互结合。

“配合新南向有关政策,台湾教育部也宣布明年将编列10亿新台币(约1200万令吉)预算,在明年拓展台湾跟东盟的教育合作,包括增加奖学金名额、举办升学展、学生相互交流等。”

他指出,在新南向政策下在马台两地在教育、经贸、旅游等领域都会有更多互动,台湾陆续也会有更多措施发布,也期许马台两地方方面面都能拓展。

台客旅马半年增15%

章计平表示,今年1月至7月台湾来马旅客共达14万1648人次,较去年同期12万2664人,增加1万8984人,增长15.48%。

他指出,今年7月,台湾来马旅客合计2万9871人次,较去年同期2万4913人次,增加4958人次,增长19.9%。

他说,今年1月至7月,大马赴台旅客合计24万539人次,较去年同期22万2708人次,增加1万7831人次,增长8.01%。

“今年7月,大马赴台旅客合计2万5185人次,较去年同期2万3813人次,增加1372人次,增长5.76%。”

台改善对回教徒环境

章计平说,台湾致力于推广旅游业,也一直在改善对回教徒友善的环境。

他引述信用卡组织万事达卡发布“2016年全球回教徒旅游指数(GMTI),台湾在非回教国排名第七,较去年上升3个名次,成为回教徒旅客热门旅游地。

“台湾目前有30万名回教徒,全台湾共有88家餐厅或旅馆及4家清真厨房(中央厨房)通过认证。桃园机场、高雄机场、台铁台北车站、台铁高雄站、台铁花莲站、高铁台中站均设有祈祷室。”

章计平说,交通部观光局13个国家风景管理处也设有祈祷室等设施。“吉隆坡办事处也设置马来文观光资讯网,并印制马来文文宣。”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接待本报高层的拜访。

工业4.0产品设计更佳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经济组秘书林翠薏说,工业4.0技术让业者在产品设计上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传统的生产线可能一条线就是针对同样规格、颜色、大小,生产同样一种产品,若导入工业4.0技术,则可透过软硬体合作,轻松地在控制系统内修改参数,可做简单的产品修改,无需特意为新规格的产品,作另一条生产线。”

她解释,工业4.0就是物联网技术的一部分,希望透过机器之间的资料传输来优化制造生产线的运作功能。

“比如,传统上产线若出现部分问题,产品出现瑕疵,管理者才会知道出了问题,若导入工业4.0的技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数据都会把资料传送到中央系统,查看各项数据是否出现异常,若出现异常则会自动汇报并加以修复。

“同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在产品的行销、管理方面对业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派员到工厂诊断

林翠薏说,若台湾能在软硬体部分成功整合,对台湾业者未来的转型会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生产力4.0专案办公室专门在辅导业者,把他们传统的制造方式导入工业4.0,协助他们转型、提升技术。

“他们会派员到传统产业业者的工厂诊断,给业者提出建议,需要导入多少资金才能把技术提升到自动化等。”

台湾行政院已于2015年9月17日核定《生产力4.0发展方案》。台湾行政院也于去年10月初成立”生产力4.0指导小组”。

机器设备生产全球第五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经济组组长张明指出,台湾对工业4.0的概念已存在4到5年,而台湾在机器设备生产排名全球第五。

他认为,农业是很辛苦的行业,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很难长期经营,但农业4.0就可以协助解决人力问题。

“台湾农委会也正在计划让大家(大马)消费者可以在高档的水果店,一年到头都能买到台湾水果,目前我们会跟前三大的水果商铺货,我们已经开始接洽。”

他说,缺乏劳工是导致来马投资的台商人数减少问题。去年台湾昱晶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因为大马缺乏劳工问题,而对投资大马却步。

但张明也说,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有意来马设厂,目前正处在研究阶段。

“去年有长春石化集团(来马投资),最近也有饲料厂正在盖,这几个大厂的投资金额都高达几千万美元。”

另外,较小型的台商也有很多,他们来马投资服务业、电子商务等。

推动时代农业型态

迎合全球新农业发展趋势,过去10年来,台湾院农委会不断透过政策推动符合时代的农业型态。 

2006年至2008年推动的“新农业运动-台湾农业亮起来”,开始扩大推动农产品产销履历、发展有机农业、吸引年轻人回乡认识农业、加强国际化布局、导入科技创新等

2009年,行政院再将精致农业列入“六大新兴产业范畴”,其中“推动农业科技产业促成与农企业扶育计画”,全面将传统农业导入企业化经营

2015年,搭配行政院“工业4.0”总体政策方向,农委会再启动“农业生产力4.0发展方案”,企图进一步把台湾农业从3.0的精致农业,推向具备智慧化的“农业4.0”

也称第四次工业革命

工业4.0于2011年首度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展被提出,德国政府隔年订为国家重大政策,由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及科技部双主导,结合传统机械业、电子电机业及资通讯业,建立产官学研共同平台,全力推动。

工业4.0,也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物联网加工厂的概念,相较于过去的工业3.0,最大差异是大量生产可转向为小量客制化生产,而且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动力进行机械化生产系统;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制造业的标准化和生产线革命;第三次以电脑与资讯化革命,电子化信息技术,计算机互联网,自动化工业生产。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以虚拟网路与实体体系结合的功业创造革命。

农业4.0则是进一步以生物科技基础,再导入物联网、大数据、智慧机具等资通讯(ICT)科技,达到智慧化生产与管理的目标,建立农业设施产业跨领域技术,达到发展标准化、高效化的创新农业。

“金鹰出发”海外考察

《南洋商报》首度筹组“金鹰出发”海外考察交流团,前往外国进行拓展合作商机与学习交流。 

第一站选定台湾,考察重点为工业4.0及农业4.0,并将在近期内出发。

除了第一手掌握工业4.0及农业4.0的机会与挑战,本报还安排与台湾当地企业展开“实力伙伴”洽谈,希望为企业开拓新技术、新管理、新市场、新商机、新知识;欢迎踊跃报名。 详情请查阅http://gea.enanyan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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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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