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简明冠病经济学/巴里·艾肯格林

意大利推迟税收和抵押贷款的支付,将税收抵免扩展到小企业,同时增加了其他支出。

上周,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声言要动用“一切适当的政策工具”来遏制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威胁,但却并未说明什么工具才算合适,以及什么工具才会是有效的。

虽然会后当即以各央行降息的形式作为回应,而美联储却很快掉了队。可即便央行有能力去迅速行动,但鉴于当前各方利率都已处于极低水平,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它们可以干些什么。



归根结底,美联储先前并未与其他主要央行同步降息的状况释放了一个消极信号,表明各方的应对措施其实缺乏协调。

此外货币政策也无法修补业已断裂的供应链。我的伯克利分校同事布拉德·德隆试图说服我,只要像2008年那样注入央行流动性,就能让全球航运恢复运转(好吧现在您知道我们在学校电梯里都聊些什么了)。

但问题在于2008年时中断的是金融流,当然可以靠央行流动性注入来解决。

而当前的问题则是生产突然停顿,而货币政策对此几乎束手无措。

降息也难提振消费



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何指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显然都无法重开因病毒隔离而关闭的工厂。

货币政策也同样难以让购物者和旅行者分别回到购物中心或飞机座位上,因为人们目前关注安全多于成本。

鉴于本已疲软的通胀率正在下降,因此降息倒也没什么坏处;只不过没法指望这类举措能带来多少真正的经济刺激。

不幸之处在于财政政策也是如此。当企业把精力都集中在工人的健康状况和疾病传播风险时,就算如何抵免税收都无法重启生产;当消费者忧虑能否在最喜欢的餐饮连锁店安全就餐时,再减免所得税都不会增加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支出额。

因此应该把重点放在检测,遏制和处理疫情方面,这些任务需要投入财政资源,但能否成功则更取决于行政能力。

恢复公众信心需要在报告感染和死亡人数方面保持透明和准确,这要求赋予公共卫生主管部门那种中央银行式的独立自治地位(而不幸的是这对特朗普这类领导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理解的事。)

扩张财政政策无害

不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跟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样没啥害处。

意大利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推迟了税收和抵押贷款的支付,将税收抵免扩展到小型企业,同时增加了其他支出。

而美国迄今为止并未通过协助支付医疗费用来鼓励人们进行病毒检测。

政府畏首畏尾

而实施财政刺激措施的其中一个障碍则是其外溢效应,因为一些额外产生的支出会被用作进口。因此每个财政当局都畏首畏尾,各国政府集体提供的刺激措施也低于所需。

对此,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在2009年的行动,证明了协调一致实施财政举措的合理性。

但如果照那年的标准来看,最近这份七国集团公报中所承诺的“一切适当行动”简直是就是个银样镴枪头,根本无助于让人们相信政府将采取挽救全球下滑所需的一致行动。

然后就会有一帮财政鹰派和货币政策反对者跳出来表示任何官方干预只能适得其反。比如他们会警告说如果央行将利率压到负数区域就会损害金融体系。尽管肯定存在利率远低于零的状况,但所有证据都表明当前利率离这一点还相当遥远。

高负债政府反损信心

此外有人还警告,那些严重负债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只会破坏而非增强信心,还举例说日本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过度负债状态。但这种夸张的论点其实忽视了日本政府拥有大量公共部门资产来抵消其债务的事实。

同样也有人提醒我们美国的各项公共福利支出负担不断膨胀,却忘记了公共债务利率其实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

中国严管躲金融危机

而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许负债累累,但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让该国批评者们,多年以来错误预测的那类金融危机风险。

因此那些正在直面一场全球危机的央行和政治领导人应无视这些谬论,进而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确保市场流动性,支持小企业并鼓励支出。

但它们也必须认识到当问题并非流动性短缺而是供应链中断和恐惧蔓延时,这些照搬教科书的应对方式也作用有限。

当前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将取决于公共卫生当局的行动,应该给它们提供相关资源和操作余地来开展工作,包括给予与外国同行开展协作的自由。

在与冠病大流行作斗争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七国集团这类机构应谦虚地承认:“一切适当的政策工具”首先指的是医生和流行病学家手中的工具。而通关密码则应该设定为协调,自治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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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特朗普的不可能经济学/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吉姆·奥尼尔(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

从特朗普迄今为止的重要内阁职位提名来看,这位当选总统似乎真有决心要兑现自己的许多竞选承诺。

倘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最近这轮新闻事件对公众来说也算是个可喜的意外——他们早就对当选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行径感到厌烦了。

然而作为一门灰暗学科(经济学)的长期学习者和践行者,我并不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能实现他及其支持者所期望的目标。

比如严格执行一个国家的各项移民法律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是积极追捕已经进入该国的非法移民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以一种能够广泛阻止移民的方式将其付诸实施,那美国可能会失去其相对许多其他先进经济体的一个关键优势。

鉴于相关人口结构趋势对欧洲、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口构建了下行压力,美国必须小心不要步其后尘,而为了维持劳动力规模就需要从别处拉来更多工人。

加征关税非好主意

再看看特朗普的另外两个主要竞选承诺:大幅减税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10%-20%的新关税,甚至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关税。虽然经济学家在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但关税可能是一大例外。

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是个好主意,主要原因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有助于减少一国的贸易逆差。更糟的是大家都知道关税会带来各类额外成本和其他负面后果。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清楚阐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一个必须始终相抵的等式)。

因此(通常在经常账户收支平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中的任何逆差都必须与一个资本流入顺差相匹配,而总体收支平衡就是这样实现的。

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关税减少从A国的进口,但除非能从根源上减少驱动这些进口需求的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否则就只能从B国和C国进口更多商品。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在上一次执政期间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的状况。

美国依然进口相同的商品,只不过出口地换成了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反而增加了。如果特朗普继续这一举措且对这些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同样的模式将不得不重现。

这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美国真的想减少其总进口,它就得减少总体国内需求;更确切地说它必须提升国内储蓄相对其投资需求的比例,而这反过来意味着要减少从国外获得的净资本。

再来看特朗普关于减税及向支持他的选民提供各种其他好处的承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将会推高国内需求;而如果与关税同时实施,它们就将增加生活成本。

或再引发物价飙涨

尽管致使许多选民对拜登政府心怀不满的通胀已经有所缓解,但特朗普的议程可能再次引发物价飙升。而且这还未包含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因为大多数国家可能会通过关税来打击美国出口商——正如中国和其他国家此前针对美国农业所做的那样。

那么,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从美国这场怪异实验中得到什么教训?随着特朗普的非正统政治做法如今大受欢迎,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迷你特朗普式举措在全球范围内涌现。

但只要这些举措具备与特朗普类似的特点,它们就一样无法实现其预期目的。由于其他所有国家都跟美国适用于同一个国际收支恒等式,那些拥有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必然会输出多于其当前国内投资需求的资本。

面对特朗普的回归,明智的外国领导人应当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国内经济挑战。比如那些储蓄过剩的国家,应考虑如何在增加国内投资或降低储蓄率。

中国改革金融部门

鉴于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德国和中国都可以从这样的战略中受益匪浅。这不仅可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增长,提升其领导人的民望;还可以减少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的资本输出。

许多其他建设性的政策变化可能会随之而至。例如中国可以改革其金融部门,使其货币具备更多能像美国那样吸引全球资本的关键特性。

而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也可能因此减少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尤其是在别人不再如此依赖美国及其货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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