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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隐藏负债/丹尼尔·布里茨、罗伯特·道格

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打趣说:“财政刺激就像一种存在耐受性的药物;为了保持持续增长,就必须得让赤字不断扩大。”



像萨默斯这样的人之所以为赤字忧心,是因为他们怀疑政府借来的钱是否最终被用到了可以推动GDP长期增长超过债务增长的手段上。除非支出组合发生变化,否则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将继续增长,直到灾难降临。

其他人却对此不以为然。

例如在左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就认为,对于一个“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债务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隶属于右派的《福布斯》杂志政治经济编辑约翰·塔姆尼也觉得应该“把那些没完没了的危言耸听抛诸脑后,预算赤字委实无关紧要。”

但尽管各方对美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判断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接受衡量这一指标的标准方法的准确性。



这就是一个错误,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近报告称,本财年前十个月的联邦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高出1160亿美元(约4640亿令吉)。

国会预算办公室目前预计到2020年时年度赤字将达1兆美元(约4兆令吉)。

这虽然令人担忧,但却并未反映出严酷的事实:去年的年度赤字几乎已经肯定超过了1兆美元。

要理解这一点,可以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天花漏水的屋子。

如果你想将房屋出售给通过抵押贷款来筹措房款的买家,联邦房地产法会要求你先对房屋进行评估,而评估结果肯定会写明屋顶需要维修。

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拖延维护。

法律会要求你披露并支付修复屋顶的隐性费用,否则的话你就是在盗取买家的利益。

推迟不代表消失

的确,与资产负债表上的抵押贷款不同,你可能不会将屋顶维护费用视为当期负债。

但是推迟这笔支出并不会让问题消失。它仍然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债务——只是暂时未计入而已。

联邦政府也有一些人们往往都不会留意到的未计入债务。

已计入的债务是公众以美国国债形式持有的15.6兆美元(约62.4兆令吉);而未计入的债务包括维护道路、供水系统和5万4560个存在结构缺陷桥梁的延期成本,以及减轻气候灾难性影响所必需的、尚未建成的低碳能源系统。

但这些只是其中两个影响比较广泛的例子而已。

根据美国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所占的份额进行的计算,向清洁能源系统转换将额外花费6.6兆美元。

基建和减碳债务达47兆

那么美国究竟有多少隐藏债务呢?在这方面我们只依靠粗略的估计。例如,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升级该国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需要耗资5.2兆美元(约20.8兆令吉)。

根据国际能源署2014年发表的报告和我们根据美国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所占的份额进行的计算,向清洁能源系统转换将额外花费6.6兆美元(约26.4兆令吉)。

加起来就是11.8兆(约47.2兆令吉)包含通胀因素的未入账负债。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债务不仅仅是联邦债务。过去大多数基础设施和气候成本都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

然而已经承受超过3兆美元(约12兆令吉)市政债务的各州政府被其大规模延后支付设施维护负债以及最近才列入记录的缓解气候变化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

修复成本逐年增加

但由于气候变化和基础设施安全是国家而不是地方事务,这11.8兆美元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相关债务最终还是要由联邦政府负责。它们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漏水屋顶”。

这个数字会逐年增加,因为随着桥梁结构的不断瓦解,修复它们的成本只会更高;随着海平面和气温的持续升高、森林火灾的加剧,降低灾害损失的成本也会增加。

事实上,在2012至2016年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将美国年度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预测数提高了2210亿美元(约8840亿令吉)——每年增加约550亿美元(约2200亿令吉)。

而从2012年到2014年,国际能源署将向清洁能源系统转换的估计成本每年调高大约2700亿美元(约1.08兆令吉)。

加起来排除通胀因素后的赤字总额达3450亿美元(约1.08兆令吉)——仅仅是因为推迟了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气候减排支出。

2017年美国联邦赤字为6650亿美元(约2.66兆令吉),这反映了实际得到核算的债务增加额。

但如果将未计入的基础设施和气候债务纳入其中,2017年的全部赤字将超过1兆美元。

这虽然都是些粗略的计算,但它们指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去不计算其隐藏债务?

简略的回答是法律并不要求这样做。

联邦“债务上限”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架构,并且在压力之下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软性的“天花悬挂系统”好让政府可以尽可能多地借钱。

打劫未来的美国人

与此同时,一项原本旨在通过禁止赤字在十年内增加超过1.5兆美元(约6兆令吉)以确保政府能负起财政责任的国会裁定,已沦为逃避第11年及随后年份责任的会计技巧。

但正如隐瞒和拖延维修漏水屋顶形同于从购房者处偷钱那样,当我们忽视政府在全部范畴内的负债时,实际上就是打劫未来的美国人。

除非所有债务都被记录在案,否则我们甚至无法了解财政政策究竟会对未来增长产生正面还是负面影响。

丹尼尔·布里茨

投资管理顾问

罗伯特·道格

汉诺瓦远期资本公司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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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美国制造2.0/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托德·G·布赫尔茨(曾任老布什政府白宫经济政策主管、老虎对冲基金董事总经理)、迈克尔·明德林(专注于能源和企业软件的风险投资和成长型股权投资者)

从美国两党对自由贸易的同样不屑一顾可以看出全球化正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那段时间两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贺锦丽似乎都对关税持欢迎态度。

这种倒退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危险要比对美国更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从2016年开始实现了显著反弹。在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那年展开激烈选战后,美国在经济增长、生产率和股市回报方面都超过了其他七国集团国家。

与其伙伴相比美国看起来更具活力,抵御贸易风暴的条件也更完备——毕竟有着3.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出口仅占美国GDP的11%,但占德国GDP的近50%。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其庞大低成本劳动力从全球吸纳了大量工厂就业岗位,而如今美国的高管们发现该国严苛的制度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与此同时美国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硅谷、奥斯汀和罗利-达勒姆的创新中心正在为“美国制造”这个选项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化的道路

历史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参考。1944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美英和加拿大军队正在诺曼底海滩发起猛攻,而太平洋舰队则夺回了几乎所有日占领地。那么在硝烟散尽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美国通过推动自由贸易来向盟友和曾经的敌人们赠送了一份战后大礼。尽管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和制造实力来维护帝国统治,但它却选择了经济开放。美国政府召集各国财政部长在布雷顿森林制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并开放了进口边界,允许美国消费者购买索尼袖珍收音机、福士伟根甲壳虫汽车等商品(当然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为何选择这条道路?两个字:冷战。着眼于下一场冲突的美国政府开始下一盘经济大棋——当时苏联人还在琢磨如何摆棋盘呢。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团队运动,为此美国必须招募更多队友。

屡创经济奇迹

这一政策与该国近代历史南辕北辙。美国本可以回归将2万多种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了60%、使本国进口减少了三分之二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保护主义政策。然而一些非凡的事件发生了。美国海军部署了超过6700艘船只来确保航道安全,全球化得以重生。各国可以专注于生产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商品并获取国内无法获得的产品。不久之后德国人、日本人以及后来的韩国人便创造了经济奇迹。

世界因此变得异常富裕。全球GDP从1960年的约1兆美元飙升到2022年的超过100兆美元,而全球极端贫困率从54%下降到10%以下,预期寿命则从50岁大幅增加到73岁。

然而这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冷战结束35年后已经失去了光彩。海军的规模缩减到只剩296艘军舰,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昔日的大城市也因制造业迁往中国和墨西哥而日渐衰败。

中国的崛起

在民粹主义政客和陷入困境的选民眼中,全球化似乎更像一架特洛伊木马而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众人眼中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崛起。

但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的预言并未实现。事实上自1990年代初以来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5倍,而且现正面临着比罗马帝国更严重的人口崩溃。

美国复苏

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在经历一场复苏。鉴于冠病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的工业建设支出在2020-2022年间翻了一番,而且还会在2022-2024年间再次翻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和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正在成为半导体制造中心,就连底特律也再次焕发生机。

油页岩革命带来的低能源成本连同各类先进工业技术重塑了美国经济——很少有人能在世纪之交时预测到这一点。这种复苏也展现在了金融市场上,过去十年中那些专注于资本品的中小型企业的股价表现要优于大市。

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市场动荡、流动性挑战以及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影响下,当今的投资者难免会感到紧张。但随着21世纪经济故事的逐渐展开,美国不仅抢尽了风头,还主导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能会迎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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