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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封锁违反国际法/Jeffrey D. Sachs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基于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封锁,其中每一项都旨在恐吓、胁迫甚至饿死目标国家,以使他们屈服于美国的意志。



尽管这种做法不像军事袭击那样暴力,而且封锁往往通过金融手段而非海军进行,但由此造成的后果对平民而言往往非常可怕。因此,美国的经济封锁应当由联合国安理会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来进行审查。

当特朗普于2016年竞选总统时,他曾经表态不赞同美国频繁在中东开战。在1990至2016年间,美国在伊拉克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争(1990年和2003年),此外还有阿富汗战争(2001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和叙利亚战争(2012年)。

此外,美国还参与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军事干预行动(包括马里、索马里和也门等)。尽管叙利亚战争常被描述为内战,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和沙地阿拉伯根据一项名为梧桐木的总统指令发动的一场旨在政权更迭的战争。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加剧,其目的是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

这些美国所领导的战争(以及近代史上的其他战争)没有一次达到了希望达到的政治目标,而大规模冲突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期暴力和动荡。

迫使巴沙尔·阿萨德交权的企图引发了一场代理人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波及了美国、叙利亚、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卡塔尔、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导致1000多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并致使约50万人在暴力活动中丧生。



尽管特朗普到目前为止避免再起战端,但他仍旧通过其他手段继续美国的政权更迭操作。特朗普往往被称为孤立主义者,但他与前任一样具有干涉主义倾向。

随时引发直接战争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策略是更多依赖美国的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力量来胁迫对手,这种做法同样会造成残酷和动荡。而且这种做法随时有可能引发直接战争,就像伊朗本月所发生的那样。

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对朝鲜、委内瑞拉和伊朗实行三项全面的经济封锁,此外还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进行几项规模较小的封锁,并且正在加大力度封锁中国对技术的使用。

对朝鲜的封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而对伊朗的封锁则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而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尚未表态支持抑或反对针对委内瑞拉的封锁。美国正试图切断上述三国所有的国际贸易,导致粮食、药品、能源,以及包括供水和供电在内的基本基础设施零备件短缺。

对朝鲜的封锁主要通过联合国授权制裁,包括对朝鲜出口、从朝鲜进口以及与朝鲜实体金融关系的一份综合制裁列表。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1000万朝鲜人正面临饥饿的危险,而制裁无疑是部分原因。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警告,“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制裁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出乎预料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最显而易见的是限制进口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特定产品,尤其是燃料、机械和设备零部件。”

利用美元影响力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严厉制裁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始于2017年8月,主要针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是委内瑞拉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2019年1月实行的第2轮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制裁范围更加全面。

最近对第1轮制裁效果的详细分析,显示它们所造成的影响是破坏性的。美国制裁严重加剧了之前的经济管理不善,导致石油产量灾难性下降、恶性通胀、经济崩溃(自2016年以来产量已经下降一半),委内瑞拉陷入饥荒和死亡率大幅攀升。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自1979年来或多或少地持续存在。最新也是最严厉的措施于2018年8月实施,并在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加剧,其目的是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

美国的制裁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后者批准了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制裁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据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伊朗经济将在2017至2019年间萎缩近10%,今年的通货膨胀则高达30%。药品极为短缺。

人们可能以为,其他国家会很容易绕过美国的制裁。但美国已经威胁要惩罚违反制裁的外国公司,并利用美元的全球影响力作为大棒,威胁要对为与伊朗贸易提供融资的外国银行实施制裁。

欧洲公司已经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尽管欧盟曾明确发出过要与伊朗保持经济接触的表态。

从长期来看,人们可能会利用人民币、卢布或欧元融资,找到更多方法来规避制裁,但这也只能逐步侵蚀美国的制裁。

制裁制度应被审视

尽管朝鲜、委内瑞拉和伊朗承受了剧烈的经济痛苦——其实是灾难,但他们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淫威。在这个意义上,事实证明,制裁并不比军事干预更加成功。

朝鲜一直在维持,而且有很可能正在扩大其核武库。而伊朗政权则对美国有关其核计划和外交政策的要求明确表示拒绝。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仍然掌权。

美国封锁的唯一依据是总统令,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开辩论,也不存在国会的系统性监督。这是一场独角戏,甚至与总统所领导的战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后者会引发大规模的公众监督。

特朗普意识到他可以在几乎不给美国公众或预算带来直接成本、而且几乎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的情况下,在海外实施严厉的制裁。

军事封锁是战争行为,因而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监督。美国的经济封锁在功能和效果上与军事封锁十分相似,会给平民造成破坏性后果,并带来引发战争的风险。

联合国安理会是时候审视美国的制裁制度,并将其放在国际法及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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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国外好使国内便宜?/胡逸山博士

美国候任(与前任)总统特朗普近日大放矢言,其中就提到假如一些国度尝试以其他货币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交易货币的话,那么他将捧出关税大棒,对彼等出口至美国的商品施以100%的关税。

我之前曾详细谈到,为何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在美国权力分治体系下,可能未能全盘操控美国的货币政策(如形同其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就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起码在整体上会寻求偏低的美元币值,以便促使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上更具有出口竞争力,来完成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愿。

那为何特朗普一方面不介意美元币值的走低,但另一方面又那么介意美元是否维持作为国际上主要交易货币的独特地位呢?这主要是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无经济逻辑上的冲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这得从何说起呢?可能先从本地社会说起吧。大家在本地社会生活里,坦白说通常对马币币值的高低走向,有着在社会心理学上所谓的认知偏颇。

当马币走高时,我们一片欣喜若狂,尤其是如当下般年底学校放假,大家携老扶幼到外国度假时,马币得以兑换更多的当地货币,花起来当然也就更为得心应手了,譬如得以血拼更多的当地商品等。

即便没有出国旅游或送孩子到外国念书(也就必须兑换马币来缴付彼等的学费和生活费),更高币值的马币也意味着进口到本地的商品会显得更为便宜(相同数额的马币得以进口更多商品)。

经济社会微妙偏颇

有钱人买时装、香水等奢侈品会更便宜,但连中低收入群体者购买一般的日常用品、食物等也会更为便宜,因为在本地许多这些商品也是进口的。

所以大家在社会经济认知上,都有一个微妙的偏颇,认为马币币值高就很好,政府就显得有“做事”,有把马币币值往高处推。

反之,如果马币走低,出国旅游时的花费就更高了,孩子的外国学费与生活费也就更高,搞不好还要好像当年家长自身在外国念书时般,到当地唐人街的华人餐厅打工、洗碗碟、抛大镬、捧餐送外卖等,我见犹怜,令从小宝贝爱儿爱女的家长们心疼不已。

家长们心想新一代的海外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可能还不如旧一代,而那都是马币低迷所闯出的祸,那当然义愤填膺,大骂政府无能了。

即便未能负担得起孩子出国念书,甚至也没能出国度假的中低收入群体们,也必须忍受马币低迷所带来的主要依靠进口的必需品的价格的相应上涨,当然也是怨声载道,迁怒于政府为何不设法把马币币值提高了。

急功近利主流文化

在如此的一片马币币值高企好、低迷坏的认知偏颇狂热里,合理马币币值走低的优势,是很难被本地主流社会所欣赏的。

如更低的马币,理论上是能帮助本地的出口商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更能卖出去,如此也就更能带动本地的主要还是依靠出口的经济动力的。

当然,极为讽刺的是,撇开高科技产品不说,本地出口虽多,但进口也很多,甚至更多。而低企的马币,虽然会导致进口商品更为昂贵,但也就变相地鼓励本地必须更为迈向自给自足的经济韧性,自己做来自己用,就无需依赖进口了。

但在本地一片急功近利的主流文化思维下,什么长期竞争力、韧性等通常都抛在脑后,而要马上看到“出国钱好使,本地物价低”的成绩了。以后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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