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10年前，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发布了一份报告《对生活的错误测量：为何GDP加而不总》（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标题说明了一切：“GDP不是福祉的好测量指标。”

我们的测量影响着我们怎么做，而如果我们的测量出现了错误，就会做错事。

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福祉——比如商品产出而非健康、教育和环境——我们就会像这些测量指标一样扭曲；我们变得更加物质。

我们十分乐于重订宗门的报告，这促使国际学界、公民社会和政府设计和运用反映广义福祉概念的指标。经合组织制定了更好生活指标（Better Life Index），其中包括了一系列能更好反映是什么组成和带来福祉的指标。

经合组织也支持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高规格专家团（High Level Expert Group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接替委员会继续工作。

上周，在韩国仁川举行的经合组织的第六次世界统计、知识和政策论坛（World Forum on Statistics, Knowledge and Policy）上，专家团发布了它的报告《超越GDP：测量什么决定了经济和社会表现》（Beyond GDP: Measuring What Count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新报告强调了在《对生活的错误测量》中只是略作提及的几个方面，如信任和不安全，也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其他方面，如不平等和可持续。

它还解释了为何不充分的指标导致诸多领域的政策缺陷。如果有更好的指标的话，2008年后的深度衰退的高度消极和可能长期存在的生产率和福祉影响本可能更好地得到揭示，从而决策者不会如此沉迷于紧缩。

紧缩降低了财政赤字，但也减少了国民财富，如果得到合理的测量的话，可能弊大于利。

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近几年来的政治结果反映了许多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不安全状态中，而GDP很少关注这些状态。

一系列政策狭隘地关注GDP和财政审慎，助长了这一不安全。迫使个人承担更多风险的退休金“改革”的影响就是一例。

另一个例子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着提高“灵活”的幌子，让雇主有更大的自由解雇工人，从而削弱了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导致工资降低、不安全升高。

助加强安全和平

更好的指标至少能够权衡这些成本与收益，有可能迫使决策者用加强安全和平等的措施辅助政策变化。

在苏格兰的刺激下，少数国家现在组成了福祉经济联盟（Wellbeing Economy Alliance）。其宗旨是政府将福祉作为日程核心，并据此重新安排预算。

比如，注重福祉的纽西兰政府会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用于儿童贫困问题。

发现问题的好工具

更好的指标还能成为重要的诊断工具，帮助各国在情况失控之前发现问题，并选取正确的工具解决它们。比如，如果美国更加关注健康，而不只关注GDP，那么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特别是美国去工业化地区的人群，他们的期望寿命下降的趋势，在几年前就能清楚地被发现。

类似地，机会平等指标直到最近才暴露出美国所谓的机会之地论的伪善：是的，人人都能出人头地，只要他有富裕的白人父母。

数据表明，美国充斥着所谓的不平等陷阱：出生在底层的人可能会一直留在底层。

如果我们想要消除这些不平等陷阱，首先就必须知道它们的存在，然后必须弄明白是什么创造和维持了它们。

略多于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出了一个“人民第一”平台。值得注意的是，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了，哪怕是在民主国家。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永远力图确保它们的利益才是第一位。

特朗普政府去年所实施的大规模减税便是一个绝佳例子。普通老百姓——规模缩小但仍然十分庞大的中产阶级——必须承担增税，数百万人将失去医疗保险，以为亿万富翁和公司的减税提供资金。

如果我们想要让人民第一，就必须知道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改善了他们的福祉，我们又如何提供更多这样的东西。

《超越GDP》指标日程将继续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关键目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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