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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东盟大势所趋/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本月初,金砖五国国家峰会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盛大召开。

鉴于金砖国家的强劲增长和发展能力,塑造了全球经济和南南合作;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让这次的峰会吸引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目光。



金砖国家成立十年以来,仅仅在2010年扩员过一次,南非得以加入。

因此,一些人由此给金砖组织戴上了“小圈子”的帽子,金砖国家是否应该继续扩员,渐渐地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而在本次厦门金砖峰会上,中国将以“金砖+”的模式为切入点,创造性地搭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话协商合作的新机制,以扩大金砖“朋友圈”。

在峰会闭幕时,金砖国家联合声明《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中也提及了“金砖+”,当中呼吁五个成员国以外的广泛经济合作。这样这么说,“金砖+”概念其实已经被金砖五国所接受,也得到了这五个国家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既然要“+”,应该怎么“+”?和谁“+”呢?我们注意到,此次峰会中,作为东盟重要成员国之一的泰国有幸受邀参加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5+5”对话会。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金砖组织或将有可能以泰国为切入点,后续与东盟组织开展更加广发的合作呢?

实现“求同存异”

马来西亚安邦智库研究员在9月5日接受厦门卫视两岸新新闻实时连线采访时提到“金砖+东盟,是大势之所趋。

两者之间的有效结合,可以实现更广泛、更包容、更多样性的发展”。

这两个组织之间积极、主动地寻求对接与合作,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通过“金砖+”的模式,扩大合作规模可以有效弥合目前金砖国家之间的内部差异,从而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共同点,更好地实现“求同存异”。

目前,金砖组织总体上呈现“二三四五”格局,即金砖五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两成,国土面积约占三成,人口总数约占四成,而在过去十年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五成。

但是,金砖国家之间仍存在着巨大差异性,特别是在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三个方面差异巨大。那么,这些差异性需要以扩大“朋友圈”甚至扩员的方式来平衡。二是,“金砖+东盟”可以进一步激发金砖国家间的贸易潜力。

注重多元合作

就目前的贸易规模来说,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还远远低于其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

贸易受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砖五国间分散的地理位置。

特别是相邻的中印俄三国与巴西、南非之间相隔甚远。通过与东盟展开合作,充分发挥东盟成员国特别是马来西亚一些港口城市的区位优势,将其转化成联通金砖五国间远洋贸易的中转站。从而,大力提升贸易便利度,充分发挥贸易潜力,推进互联互通。

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在金砖会议上,也曾提出了金砖国英文缩写BRICS的另一种解读。BRICS是金砖五国的英文缩写,但在新的解读中,B是银行业(Banking);R是铁路(Railways);I是一体化市场(Integrated market);C是文化(Culture);S是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

这显示了金砖国所应该着重的,是多元合作,而且并非只是硬体方面投资和经商贸易,还包括了在深层次的合作。

透过“金砖+”的与东盟合作模式,这样的联通更能进一步深化。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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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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