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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背后的问题/欧尼尔

作为皇家国际事务学院(查塔姆研究所)主席,我最近与该组织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者、研究人员和其他领导者共同主持了一次现场活动。

活动结束时,我更清晰地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大问题:生产率增长放缓、反建制政治和中国的崛起。



总体而言,我们之所以面临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不再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这些年当中。

在许多西方选民看来,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哪怕专家一直在努力理解正在发生哪种性质的经济和政治转型。

20世纪70年代伴随我成长的经济教科书认为,在基于市场的系统中成功的企业应当为股权所有者带来利润,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强劲的投资和工资的上涨。

同时,获利的可能性应当吸引新的市场进入者,而这反过来又会侵蚀现有企业的获利能力,推动竞争并刺激创新活动。

上述模式已经不再成立。现有企业报告利润似乎——在极其有效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管理协助下——实现持续增长,但却没有证据表明投资或薪酬也在上升。



结果,许多先进经济体的生产率似乎正在下降。

自由民主正在崩塌

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反建制派政党吸引了西方选民。但这并不像人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意味着自由民主正在崩塌。

事实上,一份即将出炉的查塔姆研究所报告极大地质疑了这一耸人听闻说法的可信度。

在20世纪70年代和新千年到来之间,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开始向右移动——英国的新工党和美国的民主领导委员会体现了这种趋势。

有一段时间,这种政治模式似乎运转良好。持续增长和低通胀导致水涨船高,于是新自由主义共识得以沉淀,同时另类观点则被边缘化。

2008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几十年来,市场似乎已经无法再带来能被广泛共享的增长,而且主流政党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想法。

选民们因此开始转向左翼和右翼观点,而这些观点过去曾被边缘化。

由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提出的极左政策几乎肯定不会奏效。但这是没有意义的。

对陷入困境的选民而言,重要的是科尔宾建议中的某些元素目前的体系似乎无法提供。

同样,右翼分子也不太可能带来更大的繁荣,但他们的想法有一个优点是听起来与众不同。指责移民、”全球主义者“和中国应承担一切责任可以带来一种强大销售诱惑。

为给选民提供更好的选择,中间派必须竭尽全力确保市场力量能带来与过去几十年相同的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四处指责”民粹主义“和民主体系终结都不会带来任何帮助。

西方决策者应当抵制恐中情绪,并鼓励本国社会与中国和谐相处。

中国10年内可赶超美国

在试图解释现状时,太多的自由派同事都完全依赖错误的叙述。问题不在于可怕的新民粹力量正在摧毁战后经济模式;恰恰相反,问题的根源是相反的。

新政治运动的兴起是新自由主义早期巩固的合理结果,同时也是因为中间派思想已经无法再取得曾经的成绩了。

可以肯定,认为社交媒体一直在推动非正统——有时甚至是有毒——观点的传播是有道理的。

领先的社交媒体企业显然没有拿出足够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用户免受复杂宣传、诈骗和类似侵害的影响。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信息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听众。

毕竟,中间派也可以运用导致边缘观点被大多数听众所接受的同样的技术。奥巴马的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就充分利用了这些平台的力量。

应消除恐中情绪

最后,中美贸易和科技争端可能更加戏剧化,因为它涉及一个非自由、非西方的崛起中的大国。但冲突核心在于经济。

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超越美国,扮演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角色。

在我看来,西方决策者应当抵制恐中情绪,并鼓励本国社会与中国和谐相处。

中国的经济进步不会阻止美国的3.27亿人自身变得更加富有。

如果西方采取明智的政策,其自身的企业和消费者会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得到极大的好处。

至于查塔姆研究所这样的智库,很明显,我们必须在弄清上述所有问题的事实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因为思维混乱而牺牲我们的集体繁荣将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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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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