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众人眨眼之间，阿根廷政府便以惊人的速度几乎从零开始积累了一大笔债务，然后又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启动违约。

与该国2002年的慢动作违约相比，最近这场危机感觉就像是一场1分钟内快进完毕的莎士比亚戏剧。

但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违约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该国手中这一债务，赤字和货币政策的混合组合不可持续，同时政治阶层也无法及时实施必要的调整。

在这两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贷款似乎都只是在推迟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更糟糕的是还会加剧最终的崩溃。

因此当阿根廷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崩溃之后，是时候考虑IMF该如何重新其调整职责范围以应对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了。

当任何旨在弥补不可持续预算赤字的措施都被定义为紧缩政策时，IMF如何能有效地帮助各国重获接入私人信贷市场的渠道？

无法抗拒超低利率

唯一的答案是大幅增加国际援助机构（IMF是这些机构的贷款方）的资源。但不幸的是，人们对此似乎没什么兴趣。

那么IMF为何愿意将资源投入到一个（至少马后炮地看来）只能通过加强财政调整（更多紧缩），债务违约，更多外国援助或者以上三者的混合才能解决的状况中呢？

IMF无法拒绝阿根廷的难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990年代末至2001年那段贷款失败的苦痛历史。

而在一个各国都可以以超低利率借到钱的世界上，该组织也无法抗拒去为一个大型项目贷款的诱惑。

（中国也已成为新兴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虽然这从表面上看似乎不错，但透明度的缺乏已令中国贷款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沃土。）

但是IMF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知道，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类具有连续违约史的国家在债务市场上时常会出现滑坡式崩溃。

很多年前当我和米盖尔·萨瓦斯坦诺（Miguel Savastano），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一起研究这种现象时，我们将其称之为“债务不耐受”。

放宽贷款灾难恶化

我们有理由认为，通过促使IMF放宽其贷款计划，美国特朗普政府使阿根廷最近的经济灾难变得更加恶化。毕竟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父亲，本来就是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朋友。

但不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基金组织日渐弱势的谈判地位或许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来自左翼势力的反复攻击削弱了对必要贷款条件的政治支持，因为它们不接受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能力提供直接赠款的说法。

但尽管各个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为IMF将其贷款转为赠款而欢呼，但不久之后基金的资金库就将变得空虚。这或许也可能让某些人感到高兴，但却会是一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灾难。

如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规模都处于创纪录水平，而IMF仍然扮演着最接近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减轻新兴国债务危机

尽管存在各种局限性，但该基金在减轻新兴市场债务危机的成本（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方面比其他任何组织都更有能力。

但是目标必须是防止此类危机的发生——或再发生，比如像阿根廷那样。马克里是在2015年选举上台的，因为民众已经对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执政最后几年的缓慢增长和高通胀感到厌倦。

金融维稳才是本分

基什内尔的政策（以及她的丈夫，也是其前任总统内斯托·基什内尔的政策）极大地扩大了国家的干预和控制。

大宗商品出口价格的飞涨使经济得以继续增长，可一旦当周期出现转向，一切就都分崩离析了。

尽管如此，马克里仍然继承了一个债务负担不太沉重的经济（得益于2002年的违约），主要的财政问题还只是不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

继任政府的正常做法是尽早承担预算合并的痛苦，并希望经济在下届选举之前能早日复原。

但马克里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缓慢缩小预算缺口，并利用自己的政治蜜月期去削减税收和开放市场。

不幸的是在这类“大爆炸式”改革之后经济状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先变得更糟，而且即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迎来大选的马克里似乎已经没机会看到好光景的到来了。

事情变得如此糟糕，以致阿根廷甚至对本币债务都实施了“重新安排”（一种违约形式）——这种做法比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普遍，正如莱因哈特和我在2009年出版的书中所表明的那样。

这是一个极为悲惨的事态。

建立可靠管理体制

而这也要求对一个基本问题做出回应：IMF应当如何调和好建立一个可靠管理体制的需求，以让新兴市场可以在要求更多援助和更少紧缩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借贷？

简短的答案是IMF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增加援助资金量。

但不要指望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会领导这一行动。

同时，政治家们应该让IMF做好自己的工作——帮助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非强迫其支持那么不可持续的政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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