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要想成为经济、财政和政治方面平静的一年，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回答是：必须避免一系列威胁稳定的因素。

首先，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必须搁置。

11月和12月，金融市场对谈判解决的每一次暗示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同时对每次敌对行动的旧事重提反应都是负面的——而且，之所以有此反应理由非常充分：破坏贸易流动和供应链的关税对全球经济增长都没有好处。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一切绝不会仅仅局限于金融市场：那里的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信心和企业情绪。

其次，美国经济必须增长至少两个百分点，这一共识性的预测已经被纳入到投资者的预期当中。

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显著低于这一数字——无论是因为2017年12月减税所带来的甜蜜梦想逐渐消退、美联储扼杀货币扩张，亦或是出于其他某些原因——金融市场将会大幅下行，并对信心和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三，中国必须要避免其国内金融问题显著恶化。

成功管理占国内生产总值160%的企业债务负担不仅需要有选择地重组不良贷款，而且需要实现债务占GDP比率提升。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疲软和制造业产量下降，中国实现政府2019年至少6%的经济增长目标似乎越来越不可能。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增长放缓和债务问题不断恶化将会互相促进，拖累中国和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表现。

第四，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的选民必须阻止反欧盟一体化的右翼民族主义多数派获胜。

欧盟一体化需公众支持

欧洲需要向前迈进才能避免倒退；欧元的存在使其别无选择。

目前来看，前进意味着为银行创建共同的存款保险计划，在最低限度上引入适度的欧元区预算，并增加其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所拥有的资源。

但如果过去10年来共同货币所经历的阵痛告诉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上述措施不能由精英阶层强行喂给欧洲公众。

长期一体化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必须在民调中得到体现。

所有这些美满的结果当然离板上钉钉相去甚远。但如果其中某些得以实现，就会增加其他梦想成真的可能。例如，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其贸易战，那么美中两国的增长前景将会变得乐观。

那里的强劲增长将为欧洲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照亮欧洲自身的经济前景，并支撑主流政党和政界人士的选举未来。

中美经济陷困将拖累全球

反之，某一方面的不良结果将会导致其他领域的前景变得黯淡。例如，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沮丧，就会导致特朗普试图寻找替罪羊。

如果这个人不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及其同事，那么就很有可能是中国主席习近平。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贸易战将重新上演，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将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特朗普掩盖罪行

美国和中国经济困境的叠加而后将会拖累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从而进一步煽动针对欧洲和其他国家政治建制派的民粹主义回潮。

同样，如果负面冲击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北京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会采取贬值人民币的应对之策。这也将引发进一步的贸易冲突，并由此带来全方位的负面影响。

度过平静一年的最后一个前提条件是美国特别顾问穆勒针对俄罗斯政府和特朗普家族圈的不当行为所展开的调查取得有限成果。这结论看似十分怪异。

如果美国总统起伏不定的性格、破坏性的推文和适得其反的政策对稳定所构成的威胁如此严重，那么无疑穆勒及其团队导致众议院起草弹劾条款的严厉诉讼将会以最直接途径解除这种危险。

但如果穆勒的报告牵涉到特朗普的子女——小唐纳德特朗普、埃里克特朗普、伊万卡特朗普及其丈夫杰瑞德库什纳——或者总统本人，特朗普就会大举发动攻击，就像他每次感觉有必要捍卫自身利益时所做的那样。

可能的目标不仅包括穆勒和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多数，还包括美联储、中国、墨西哥以及很多中美和欧洲国家，因为特朗普释放经济烟雾弹是以掩盖其政治罪行为目的。

这将会扰乱金融市场并打击投资者信心。而且这样的混乱不会有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因为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太可能投票给特朗普定罪。

与其启动弹劾，民主党人应当关注怎样才能击败特朗普赢得下届总统大选。这意味着制定议程并就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我们只能虔诚地祈祷最好的结果。到2020年11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巴里·艾肯格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近著有《民粹主义的诱惑：

现代的经济仇恨和政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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