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东盟

一带一路探寻新出路
——中国与各国思惟差异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早前曾说他的中国访问,是去听听中国对一带一路大计怎么说。

其实,中国早就明白的讲出了“一带一路”的远近二面的用意,对一带一路的本意,早就说得一清二楚。



当然,中国特别说了这项大计划对沿途国家的经济社会利点,比较不提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军事、外交全面的国际影响力有多大的助强威力。

一带一路自2013年从构想进入实务以来,政治宣传上是顺畅进行,实际上,如印尼高铁、斯里兰卡港口、马尔代夫基建及我国多项庞大工程,都出现技术及行政问题,也令当地国陷入债务承担不起的经济危机。

实务出现对各国形成不利危机,本来配合中国这项大计的国家开始有担心也有戒心。接下来,像我国同样要重新听听中国是否修正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一带一路多国遇阻

依中国利益推进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强调是共享、共赢的至好政策,可是,近来在各国出现计划进程受阻,当地国债负担过重、人力资源过度有利中国,甚至引发当地民众不安不满,一带一路大计有停止的有缓慢下来的,情况已经不容否认。



中国方面尽管喊出一带一路是馅饼不是陷阱的新口号,反映出中国已意识到这项中国长远国家战略,可以用强大财力在有利中国的形势下推进;不过,时代已不再是明朝,郑和大舰队的数万随员近九成是武装战斗人员,当时途经国家无力抵抗,也没有国际间共同面对的应对环境,大明郑和舰队历史的定义可以和平书写。

一带一路的时代不同于明朝,大世界的国家主权与尊严信念强的今日,即使经济依赖中国,当政者十分亲中国,却受民意左右,亦有国际联手处理外交问题的环境。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及我国,都因民意而更换执政者,外交用语上虽然说配合一带一路策略,其实,一带一路已到了检讨与更正才走得下去的时刻。

汉武以来盛世良机

冷战结束,有利中国的冒起。

经济力的增强,中国自然的要求在外交霸权上占有利地位,更以财力加外交力寻求以中国为利益依据的新规则的定立。南海争执,中国跟东盟之间多年来始终连一份草样也定不出来,就因为东盟信任既存的国际规则,中国要以中国的规则处理南海问题。

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是助强威力又有利各国的良策,也是中国自汉武强势以来唯一千年难得的盛世良机。

沿带沿路国家则为自国安全、利益、主权慎重设想,一带一路则得再协商,找寻新的出路。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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