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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亲商 政府天职/胡逸山博士

无论当朝或前朝政府,皆不时自喻有推出各项“便民”、“利民”、“亲商”等的政策。

对于民众抑或商家们来说,能减少需要办理正式手续的时间与程序,当然最为受到欢迎。



此所以前几年在全国各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的“城市转型中心”(UTC)颇为受到各界的欢迎与好评。

可不是吗?以前办护照、身份证等需要在办公时间特地请假出来到移民局、国民登记局等去排长队以递上申请表格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有时照片不合标准还要自己另外去附近贵价地拍来又再补上,然后还要等上好几天后又再拿假去排队领取,令人不胜其烦。

有了UTC,可选择在放工后夜深人静或周末有空时才去办理手续,照片当场在柜台拍,十分方便。

我去年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到UTC去更新护照,为了在一些英联邦国家通关更为便利,还特别要求加入一些特别备注等,前后竟只花了半小时左右就已领到新护照,连刚巧陪同着我的一位来自某强国的友人看着也不禁大为赞叹。

所以UTC从前朝也一直运作到当朝,万万不可废除。



然而有时“便民”、“亲商”也意味着“不便政府的顺畅运作”。

应减轻人民负担

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便利孰重孰轻的情况下,一个民选的政府当然应该以民为本,一切以民众与商家的便利为重,政府自身在运作上所面对的困难,当然就必须另外想办法来解决了,而不是粗暴地牺牲民众与商家的便利来促使政府的内部程序更为顺畅。

前朝政府以前多年没有换过,当然得以自负地以自身运作的顺畅为制定政策的主要考量。但当下政府都已被选民成功地换了,那么也就需要更为贴地气,以民众与商家的利益为重,否则选民们再次换政府,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如常为人所诟病的征税模式就有很大改善空间。

十几年前,所得税多用“实得实缴”的模式,即商家或个人在过去一年或更短时期内实质上赚得多少利润,则有义务缴付相应的税项,争议相对不大。

曾几何时,据说如此的税收模式不利于政府规划预算案,所以有关当局竟然实质上把“预算”的责任推给纳税者,要后者预测自身的未来收入,甚至预缴税款。

而如之后的实际收入不符预测收入的话,轻者退款缓慢,重者则引发费时费力的稽查,令纳税者们应对无暇,有怎有时间去开拓商机呢?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大家不把精力放在开拓商机而在应对政府上,则经济也就难以成长了。

谁当政府都好,要着重减轻民众与商家的负担,至少是应对政府的负担。政府自己搞不好经济,就要放手让私人界去搞活经济。

经济再搞不好,大家的前景就堪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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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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