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踏入2019年（以及这个十年）最后一个季度，周期性指标表明，面临各种结构性挑战的世界经济正在减速。

很多问题让我们辗转反侧，不管是气候变化、抗生素耐药性（AMR）、社会老龄化、退休金和卫生体系捉襟见肘、大规模债务，还是愈演愈烈的贸易战。

但老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德国是遭受全球贸易紧张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决策者终于开始警醒于显而易见的需求——采取提振生产率的、基于投资的财政刺激。

类似地，在英国脱欧所引起的乱象之下，英国也开始着眼于财政刺激选项。

还有中国，它正在寻找降低其对贸易和供应链干扰的脆弱性的方法。

全世界决策者开始意识到，始终依靠中央银行获取经济政策支持既不明智，也不可行。在今天的低利率——有的甚至是负利率——环境下，将负担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本月早些时候，欧洲中央银行决定采取降息和新一轮量化宽松（QE）——这一举措似乎加速了全球债券市场的大甩卖。

但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回应了如今越来越一致的要求采取财政政策措施的呼声。

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我们不禁要问，他到底期待进一步宽松能带来什么收益，要知道，极低利率已经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支出。

对于QE来说，回归始于2008年危机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只能加剧已然令西方民主国家焦头烂额的社会和政治混乱。

毕竟，众所周知，这些政策的好处大部分流向了本就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

与此同时，中国月度数据提供了更多证据表明它还在减速，出口疲软显然意味着与美国的贸易战造成了后果。

也许是出于这一原因，中国决策者放松了国内降杠杆（去年的工作重点）政策，以集中精力支持增长。

德国失衡威胁欧元区

德国的减速也同样明显。由于过度依赖出口，尽管内需坚挺（用德国的低标准衡量），德国经济仍然在滑向衰退。

我早就指出，德国经济结构并不像表面那样可靠，政策焦点的改变迟迟得不到落实。

十多年来，德国一直坚持狭隘的财政框架，焦点始终集中在降低政府债务上。

但如今，即使是德国决策者也认识到了必须变化。德国十年期债券殖利率远低于零，债务-GDP之比不到60%，经常项目盈余畸高（接近GDP的8%），基础设施正在恶化。

2008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下降了一半，目前不到GDP的3%，中国则从GDP的10%下降到几乎为零。

但德国的外部失衡仍在加剧，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稳定。

德国采取大规模财政扩张的话，将开启反向趋势。私人投资和消费也有可能出现正乘数效应，从而为其他举步维艰的欧元区成员创造出口机会。

此外，德国财政政策方针的转变可能开启欧元区财政规则放松的大门。

欧洲政府需要有在经济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的选择权，让它们能够投资于长期增长的源泉并领导去碳化进程。

关注英国2问题

再来看英国，除了脱欧，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刚刚上任的首相约翰逊在英格兰北部做了重要演讲，表明他支持定向地域发展的“北部强势”模式。

平心而论，很多人将约翰逊力挺北部视为一种犬儒策略，目的是在下一次大选前扩充自己的票仓。但显然约翰逊及其顾问不会笨到认为选票可以轻易收买。

此外，解决北部的长期结构性挑战、提高北部的生产率对于英国经济的意义甚至比与欧盟的贸易关系还要重要。

其次，财政大臣萨伊德·贾维德最近的支出评论表明，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由于过去十年的低利率和财政赤字的大幅缩窄，贾维德认为现在应该开始解决英国庞大的国内基础设施需求。

他建议采取新的财政规则，区分不同的债务水平，将投资支出剔除。考虑到当下的环境，这一规则不但对英国很有意义，对欧盟、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