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

“零头期+现金回扣”不合法 购屋者拟向国行举报/张仰荣博士

过去6个月内,我撰写了多篇文章,都是关于发展商的“零头期+现金回扣”产业投资计划。



这期我会继续跟进事情的进展。

在2012年到2018年期间,数千名大马人通过发展商和“产业大师”联手的“零头期+现金回扣”产业投资计划购买了多项产业。

这些投资者,每个人大概买了2到6项产业,并要承担每月6000至3万令吉的供款。

今年7月起,通过“零头期+现金回扣”产业投资计划一共买了76项产业的30名购屋者,向我求助。

他们每个人的月薪介于6000至1万2000令吉,因此并没有能力支付每月供款。而且他们都已经违约,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长达3到9个月。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所提及,根据1950年合约法令第25条文,这30名购屋者所购买的76项产业,与发展商所签署的买卖合约都不合法,所以合约无效,双方并没有法律约束。

同理,由于买卖合约无效,购屋者和银行之前的贷款合约也是无效,且无法执行。

另外,当这些购屋者申请银行的房屋贷款时,是通过“产业大师”安排的“压缩”手法,在同一个时间点,一起进入国家银行的中央信贷资讯系统(CCRIS)检查并获得相关讯息。

但我们被告知这种手法,违反了国行的CRISS系统检查的规则与准则。因此30名购屋者打算向国行举报,以让国行彻查和采取行动。

30贷款者将起诉银行

另一方面,自7月,30名购屋者委任我为顾问,而我也代表他们已经写了很多信。

我致函他们购买76项产业时取得房屋贷款的银行,也与银行高层会面,献议帮助银行向发展商收回已经发放的76项产业贷款。

尽管如此,截至截稿前,相关银行的反应有2种,一是拒绝了我的献议,不然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拒绝我的建议的银行坚持要对无法偿还贷款的购屋者展开法律行动。而且一些银行已经开始了法律行动。

另一方面,我在11月20日致函大马银行公会(ABM),寻求该会协助。想要向相关的银行传达,我愿意帮助他们向发展商收回已经发放贷款的献议。

同样的,到截稿为止,大马银行公会并未针对我于11月20日的致函做出任何回应。

由于相关银行拒绝了我的建议,而大马银行公会未回应,30名购屋者已经要求我根据1950合约法令针对银行采取行动。而我将通过律师入禀法庭,对银行采取民事诉讼。

吁受害者加入行动

同时,我代表30名购屋者,呼吁全部在“零头期+现金回扣”产业投资计划下的受害者加入我们,联合针对银行采取法律行动。

银行的财力雄厚,单单靠30名购屋者单打独斗将无法对付他们取得成果。

如果只是30名受害者展开法律诉讼,宛如蚍蜉撼树。不过,如果大家团结在一起就好像蚂蚁啃大象,小刀锯大树。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蚂蚁,团结就是力量!

我相信,如果“零头期+现金回扣”产业投资计划的数百名或数千名受害者联手采取法律行动,就可以挑战银行,并把案件带到联邦法院。

因此再次呼吁在“零头期+现金回扣”产业投资计划中受害的购屋者,若想要加入联合诉讼,联系我并讨论案件细节。

如果你也是“零头期+现金回退”产业投资计划的受害者,并且需要帮助,你可以电邮联系我[email protected],或者联络我的手机号码012-363 9232。

张仰荣博士, 资深房地产顾问 http://www.ecptl.com
意见 |屋理絮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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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医保涨价国行责无旁贷/曾志涛

据报道,医药保险保费将在明年上涨40至70%,引发热议。

其实,医药保险的涨价问题并非首次出现。早在疫情时期,许多保单持有人便已感受到保费飙升的压力。然而,这一现象却并未因疫情缓解而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保险公司一再强调医疗通胀是涨价的主要原因,即私立医院高昂的医疗成本,成了涨价被合理化的“挡箭牌”。

从数据来看,私人医疗行业的盈利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例如,IHH医疗保健公司在2024年的季度净利润高达5.34亿令吉,而KPJ医疗保健集团的季度收入也达到了9.3亿令吉。

这些数据都显示私立医院在医疗费用上涨的同时,实现了可观的盈利。作为中介的保险公司,利用成本上涨的借口进一步提高保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消费者任人宰割

在医药保险保费涨价一事上,国家银行的监管角色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现行规定,保险公司在调整保费时需得到国家银行的审批。然而,我们发现这一审批机制的透明度极低,导致民众无从得知保费上涨的具体依据,也无法判断国家银行是否充分审查这些申请。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保险公司在调整保费时可以肆无忌惮,而消费者则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对于许多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保费的持续上涨无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报道,一些家庭被迫选择取消保单,而这将进一步加剧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数据显示,2023年已有74.7%的住院患者选择到政府医院就医,而这一比例在未来将持续增加。这将导致公共医疗资源的进一步紧张,对政府医院的医务人员造成更大的负担。

国家银行作为监管机构,必须意识到其在这一问题中的关键角色。

审查涨价合理性

首先,国家银行必须更严格审查保险公司的保费调整申请,并要求保险公司提供详细的索赔率和成本数据,以证明其涨价的合理性。其次,国家银行应制定更加透明的机制,向民众公开保费审批的标准和流程,以减少信息不对称。

此外,国家银行必须与卫生部和保险公司展开对话,共同探讨控制医疗成本增长的可行方案,从源头上解决医药保险涨价的问题。

坦白说,国家银行目前在限制保费上涨幅度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作为金融行业的“守门人”,国家银行不仅有责任审查保费调整的合理性,更应主动设立保费上涨的上限机制,以遏制保险公司滥用市场优势谋取暴利。

总的来说,在医药保险涨价问题上,国家银行责无旁贷,必须采取透明、严谨且公正的监管措施,重塑民众对金融监管体系的信心。

同时,保险公司也应深刻认识到自身作为健康保障服务提供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应仅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唯有通过政府、国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加透明、公平的保险市场,让医药保险真正成为保护人民健康的“守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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