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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一

这个名词何以很重要?黄锦树的观察是,马华写作人的文学生命多半很短暂,许多作家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是中学毕业前后那几年,或上大学那几年,然后就“不搞创作”了,于是他们的作品汇编就停留在“少年时代”。

“离乡与归返: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是黄锦树和我今年6月下旬应蔡晓玲博士之邀在马来亚大学对谈的题目。原本锦树提议的副题是“我们的10个关键词”。自从王德威用过“关键词”的说法之后,跟风者众,这个词语已用得颇为浮滥了,所以我建议用“普通名词”。我们观察所及的,诚属马华文学的普遍现象、常态,以“普通名词”视之,更为贴切。



我们的第一个“马华文学的普通名词”是——“少年”。

停留在“少年时代”

这个名词何以很重要?黄锦树的观察是,马华写作人的文学生命多半很短暂,许多作家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是中学毕业前后那几年,或上大学那几年,然后就“不搞创作”了,于是他们的作品汇编就停留在“少年时代”。

黄锦树对这个现象近乎感到“痛心疾首”。有一回他送我一本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巴托比症候群》。我的创作多是“少作”;在他眼中我也是个患了“巴托比症”的“少年”作者。

韩国流行乐团“少女时代”有句口号:“现在是少女时代!以后是少女时代!永远是少女时代! ”这句话用来描述马华文学的“少年”现象也很适合。



写作者在少年时代开始接触文艺作品之后,若心有所感,就会找到一个延续或取代童年游戏时光的幻想世界,这是类似佛洛伊德的说法。在这个文字筑造的世界里,少年的文艺创作,多半不是散文就是诗(“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个诗人”),总之多向抒情那一端倾斜。

少年时代即中学时期,功课重考试多,脆弱的心灵容易不快乐,容易觉得生命百无聊赖,什么都无聊,于是文艺创作成了避风港,可以躲在“时光密室”(借用“少女时代”的卢姵伊的书名)抒怀说愁,可以寂寞地做个,还是“少年叶珊”时代的杨牧说的,“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

在功课与考试空间的夹缝里,“少年”在那里试写涂鸦,日后少年如果还念大学,“抒情时间”就像延长赛的时间,再多写几年,不过也就是那几年了。“进入社会”之后,“文艺”大概就难以为继。很多人即使在报馆,朝夕与文字为伍,也没什么创作。于是乎,文艺时光停格在“少年时代”。

“文艺时光”为何停格

“文艺时光”为何停格?我的答案是,因为没有火。在马来半岛及婆罗洲岛屿,我们的马华文学场域没有产生普罗米修斯或燧人氏的环境,写作写久了热情耗尽,往往只剩灰烬。马华写作人不是与文字搏斗,是与火搏斗。没有火,只有芭,烧不起来,于是就没有“文艺的力比多”了。

没有火,只有剩余的感情,没有力道更大的思想,写了几年,也就没有“文艺力比多”了。要像“少女时代”那样火热。不要问“风从哪里来”,要问“火从哪里来”。

所以整体来看,马华文学就是很多人的“少年时代”的总和,它彰显了马华作家的“巴托比症候”。

要命的是,马华作家的“巴托比症候”在少年时代就发作了,他们大多还来不及成为济慈、韩波或痖弦,就感染“巴托比症”的病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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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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