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香港选举:反华的新高潮/谢诗坚

香港是个十分独特的地区,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但在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后,便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取得香港的控制权,从此,香港成为英国入侵中国的桥头堡,也同时成为大量华工向东南亚移民的新起点。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便实施一国两制。



在比较上,特首的产生似乎比总督的产生还存在民主的成分,至少选民有得投票选出一人领导香港,而总督则是由英国委任的。

不过,在2008年后,香港政界和学者人士已不满足于“指导式的民主”,而是要求直选特首。就中国立场而言,如果中央没有把好第一关,可能会出现与中共唱反调的特首,于是要求直选特首的呼声也就被认为还不是时候。

按照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诉求,坚持由政党推出特首候选人,无须先通过筛选,因此,中央不能“干预”特首是否是亲中国的或反华的。有人因此指称,为何在殖民地时期,这些人不要求总督是民选的,反而在回归后成为民主打先锋?

此外,在特首之下还有个立法议会,共由70名议员组成。当中一半是以功能界别为基础的候选人;另一半则是由政党派出候选人角逐,当然也得先通过筛选的第一关。不过这个立法议会倒不能针对主权、内政、国防和外交等重要事务提出讨论和批评。1985年举行局部选举,1991年部分议员直接由选举产生,任期4年。1997年回归后,仍分两个组合选举,但还不能全面直选。



在立法议员之下,又有一个区议会的组织,相等于其他国家的市议会或地方议会。它是在1982年被引进的,如今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也得由选委会先确定。例如黄之锋的反中和倾港独立场就被否定其参选权。

这个区议员最初是由港督委任的。到了1985年才有局部选举。直到香港回归两年后(1999年),才举行了“一国两制”下的选举。初期仍有委任议员制的存在,因此,亲中国的“建制派”取得了各区议会的控制权,反中的民主派则未能发挥较大的作用。直到2008年,全港的区议会发展到18个,总共要选出479名区议员,任期4年;来到2018年,港府取消所有的委任议席,只保留由乡村间接选出的27个当然议席。

这样一来,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11月24日),几乎所有的参选者都得靠选民手中一票决定输赢,不再有委任议员的存在。

票数席位比率不对称

出乎意料之外,今届开票的结果竟是民主派(共有24个政党被归纳为民主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共赢得389席;亲中的建制派(约11个政党的统称)仅保住59席,战绩一落千丈,远远被民主派抛在后头。

这种现象与2015年的区选举结果竟是大相径庭。当年建制派赢得299席(占69.4%);民主派赢得125席(占29.0%)。短短4年间,人心大变,也说明了今年“反送中”条例造成的冲击历久不息。示威行为已从和平游行演变成激进行动,再后来就是发生不受控制的极端与暴力相向。其结果是建制派输得不清不楚。

不过,也有人在分析投票倾向后得出的结论是:

1)在总共18个区议会中,有17个归民主派控制。

2)民主派得票约57%;建制派得票约41%,两者相差40万张选票。参与投票选民共294万人,占投票率的71.2%。但得票的百分比与席位的胜负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候选人只要胜对手一票即当选,没有按得票比率分配议席。

但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区议员选举后,中国要如何应对五大诉求?还有美国趁机在中美贸易战进入关键时刻,竟先后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已是公然向中国的权威和底线挑战。

若是美国再进一步介入香港政务,难保不会引起中美的对抗加剧。这也清楚说明以西方为首的美国正力图阻止中国崛起成为政治和经济强国;而中国则是用自身的力量抗拒美国从四面八方涌进的压力和打击。

当下已有人推测美国会利用通过的法案在香港燃起“阿拉伯之春”,从而颠覆中国的“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并很有可能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向中国进行更大的渗透。

这就是香港选举后释放出来的反华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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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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