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央银行正在经历领导层变更：一位新行长、一位新任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两位新任执行委员会成员。2020将是欧洲央行领导层充满争议的一年。

首先，前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持的最后一场政策会议，主要围绕量化宽松和行长在决策制定方面起何作用的争议，突出管理委员会（包含执行委员会和各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在货币策略上的分歧。

以目前的“低于但接近2%”为例，欧洲央行是否应当坚持此“膨胀”的目标，同时进行“均衡”调整？亦或是摒弃“接近2%”的期望，将目标设立为1.5%？

紧接着，便是德拉吉的继任者，拉嘉德的主张：欧洲央行应聚焦于气候变化，即便该议题并非属于央行授权任务范围内（且货币政策也并非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

于是，欧洲央行适时迎来了一场有关其政策策略的全面审查。坦诚讨论替代方案，加以进行系统的人员分析，必然会有所不同。

深思替代方案无疑是好的，不过，策略审查不可能能够在目标、方法和策略三个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甚至经验丰富的人也会对政策的细微差别持不同的意见，毕竟他们往往对于不同的变量有着不同的权衡标准。

共识反映集体思维，而集体思维会导致审查政策的委员忽略最关键的风险，同时这些委员还持着各式各样的观点。

把控分歧最关键

如何把控分歧是问题所在。实际上，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提出了不同意见申请，结果却是行长依旧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在政策决定上达成一致，把大家都当成了傻蛋。

这种行为降低了政策的合法性，因为在决策者的观点和理由上，欧洲央行只给出片面、而且互相矛盾的信息。

最近，意大利央行行长伊格纳齐奥·维斯科提出，管理委员会应投票决定最终的决策并宣布投票结果。其中，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瑞典央行等已经采用投票形式。

产生异议时，决策者进行良好的意见交流。宣布投票结果时，决策者应承担责任解释支持多数票/提出异议的原因。

中央银行的自主性仅在决策者对其行为负责时有效。同时，他们的负责应取决于是否能够在舆论审判中捍卫决定。

投票数可作前瞻指导

如果负责的重要因素是透明度，那么取得透明度的最终方式正是投票制，同时进行会议记录并延迟公布会议记录。而如今中央银行的自主性受到威胁，透明度变得更加重要。

再者，宣布投票数目还有着其它诸多好处。它能够帮助预示未来的货币政策。

换句话说，投票数目可以作为一种前瞻性指导，是低利率环境下的重要工具；同时也能反映出决策者的宏观经济观点，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参考。

反对投票制的声音认为，欧洲央行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为各国的国家央行行长，因此有责任去支持有益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政策，而非实质上有益于欧元区利益的政策。

这一点是欧洲央行与其它央行所面对的不同的情况。

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由各区域理事任命，同时，部分理事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直接任命，因此可以说至少这部分理事的利益是出于国家。

自1935年颁布《银行法》改革美联储以来，人们已经明白联邦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成员投票是绝对基于全美国的经济利益，而非成员所属地区的经济利益。

各国影响不同

显然，欧洲各国领导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担心欧洲央行的决策会对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旦采取投票制度，管理委员会成员很可能会选择迎合自身国家的优先事务，如若不然则可能被更顺从的小人所取代。

但认为欧洲各央行行长一味追求私利，显然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绝不会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屈服于公众意见。

而且，重要的不仅仅单纯只是投出选票，他们还要能够说服自己的同事，让人相信自己的观点可行、讲道德。一位盲目顺从、观点缺乏道德感的央行行长必然无法使自己的同事服气，而是遭到孤立，落为少数派。

有人说投票是民主主义的义务。不过，与民主选举不同的是，欧洲央行决定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投票，而且应揭露其投票的详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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