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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他乡的黑人:
奈波尔的“华美文学”作品

千里达与多巴戈在1532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1889年殖民主换成了英国人。英人治千,跟治理南洋诸殖民地一样,劳力不足时就引进华工与印度劳工。所以千里达除了黑人、印地安人,还有印度人、华人、白人,人种相当多元。



奈波尔在1962年,千里达独立那年,写了个短篇叫〈面包师傅的故事〉,叙说者是个格瑞那达黑人,妈妈在他少年时带他移居千里达西班牙港。他在小说开头就自嘲说:“你看我。乌漆墨黑的,又丑不拉叽”。

底层黑人异地谋生

叙说者的娘后来搭上了一个土生黑人(他讨厌这位仁兄,叫他“千里达人猿”) ,将他托给别人照顾,某日,这个阿姨穷到没钱买面包了,只好差他去附近的面包店赊账。看起来奈波尔在写一个外来的底层黑人在异地都门谋生的故事。

这时轮到华人上场了。附近的面包店老板娘是华人。华人做生意的原则是“银货两讫”,不过刚好老板娘需要人跑腿,送面包给印度人顾客。叙说者说道:“但是她怎能相信我不会拐带面包逃走?”于是他从“肮脏的美丽诺羊毛衣底下”拿出耶稣受难十字架来抵押,尽管他搞不清华人信什么教。这举动让老板娘感动万分。

华人形象刻板



这是他人生的另一开端,就像故事总要继续一样,黑人叙说者成为了面包送货员。奈波尔如是描述面包店老板夫妻:老板娘高头大马,每天“挺着超级大的肚子,衣服脏透,站在烤炉前挥汗如雨,做出这所有的面包……”。

老板呢,“他一句英文也不懂,他所写的字通常都是中文;他是个纵欲的家伙,很瘦,像其他老中般,穿着松垮的古怪卡其短裤和白色美丽诺羊毛衣。他也是不要命地工作”。(刘韵韶译文,下同)

奈波尔所再现的华人形象当然不无刻板印象成分。例如,华人男性总身穿松垮的古怪卡其短裤,“总是摆张哭瓜老中脸”。至于男人“很瘦”跟纵欲有关的暗示也颇可笑,面包送货员又没躲在老板夫妇床底。后来他还说了个种族笑话:“那些老中多卖力的工作啊!”又说:“我们格瑞那达人懂得辛勤工作”,结论是难怪他跟华人相处融洽,而千里达黑人则是“懒惰的千里达黑人”,所以嫉妒格瑞那达黑人。

老板娘每天挥汗如雨辛勤工作,健康日坏。老板染上赌博,面包店的生意就几乎是这位黑人面包送货员在顾。这时他开始讲几句“中国话”,大概是广东话吧。然后“开始学老中穿卡其短裤和美丽诺羊毛衣”、喝唐茶,连走路、闷骚的样子都学足华人。这是奈波尔小说契合后殖民论述的有样学样论(mimicry)之处,尽管千里达华人不是殖民主。最后别的黑人都叫他“黑老中”。

世事无常,就在他卖力工作之际,老板娘病死了。老板疯狂发泄,大赌特赌,然后把面包店输掉了(这是为什么奈波尔之前要写老板染上赌瘾),只好卷铺盖离开。接手的店主不卖面包,改开杂货店,他不要雇用黑人。

那一年,我们的叙说者23岁,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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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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