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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的南方记忆

在他归乡的第二年春天,正当吴锦翔相信“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时,岛内的“二二八骚动”爆发了,改革者吴锦翔变成堕落者吴锦翔,成为一个喝酒的人了。

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写“自南方的战地归国”的台湾青年吴锦翔的故事,以“那么一个遥远遥远的热带地的南方的事”为隐藏的背景。“南方战国”,是台湾国境之南的婆罗洲、马来亚、菲律宾、印尼诸地, 彼时这些南国皆为太平洋战争的杀戮战场。



战争终了时,被送去南洋当炮灰的吴锦翔们“该活着回来的,都回来了”,没有回来的,到1946年,光复近一年后,不归征男的家属大概早就无望了;“在战争中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应召出征和战死”。

〈乡村的教师〉中小山村的无望老者说道:“有人同他(健次)在巴丹岛同一个联队,那人回来,说,后来留在巴丹的,都全被歼灭了!”

就在那个征属无望的时候,“下南洋”幸存者吴锦翔返乡了。吴锦翔在巴丹与同乡袍泽分手后,被送到日本人讲的“保流祢于”,存活了,回到山村,跟故乡的人笑着说:“太平了”。

潜意识灼人的悲惨

当然,在晚风中反覆叙说南洋故事与“异乡的神秘”的村民并未能预知,近30年后,1975年1月,另一名下南洋的台籍日兵幸存者阿美族人司里勇(Suniuo中村辉夫/李光辉)方才“自南方的战地归国”,成为一则“热带的南方的传奇”。太平洋战争早已在30年前结束,但是司里勇的太平洋战争在1974年12月底才终了。



司里勇在摩鹿加群岛的摩罗泰岛靠野果、打猎维生,渡过31年的孤岛丛林野人生活,不可思议地活着回到经济起飞后的台湾,成为“李光辉”,4年后即病逝。(司里勇的故事见他口述的《丛林挣扎三十年:李光辉的血泪史》[1975])。

历经战争烽火硝烟归来的吴锦翔,成为“乡村的教师”——一个山村的小知识分子。经过了5年的南洋战争,记忆与漫想里头尽是“爆破、死亡的声音和臭味;热带地的鬼魂一般地婆裟着的森林,以及火焰一般的太阳”,成为在潜意识里的“灼人的悲惨”。

而在他归乡的第二年春天,正当吴锦翔相信“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时,岛内的“二二八骚动”爆发了,他感受到自己“内里的混乱和蒙眬”,仿佛笼罩在“南方的夕霭”里,也感受到彼时中国的愚昧、倨傲、不安与懒散。于是,改革者吴锦翔变成堕落者吴锦翔,成为一个喝酒的人了。

返乡的遭遇

有一回,他在酒后说自己吃过人肉人心,然后有一天,“突然间,他仿佛又回到热带的南方,回到那里的太阳,回到婆裟如鬼魅的树以及跑火的声音里”。村人异样的眼神让他想起“婆罗洲土女的惊吓的眼神”。两个多月后,吴锦翔因受不了记忆与幻觉里“叮叮咚咚的声音”而自尽了。

陈映真这篇小说写于1960年,其实是个“返乡”的故事。换了个时空的场景,就是一个越战影片《返乡》那样的文本。战争梦魇挥之不去,“南方的记忆”,或者说,南洋的创伤记忆,总在不经意间冒现,终于让吴锦翔一步一步走向暗黑的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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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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