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加速发展，并且随着这一新性冠状病毒疾病逐渐接近大流行状态，对经济的影响也很可能变得极为严重。

而除了加强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外，政府还必须介入以减轻该病毒对增长，就业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影响。

令人担心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将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原因有三条：首先，区域和国内旅行限制将阻碍跨境以及各国内部的商品和服务流动。

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成为了现实，该国也已大幅调低了2020年上半年的增长预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供应链大部分环节的所在地，中国的增长放缓已经在欧美大型企业（被下调的）收益预测中展现了出来。

经济陷衰退

其次，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导致家庭和小型企业减少“大宗”支出。人们纷纷考虑是否执行原定的假期和商务旅行，今年迄今为止已有20多万个航班被取消。

汽车和房屋购买的低潮可能也会随之而来，不久之后企业也将推迟对办公设施，厂房和设备的投资，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的负面连锁反应。

第三，全球股票市场的急剧下跌如果一路持续的话将会损害实体经济。市场的暴跌激发了恐慌和不确定性，减少了家庭财富并因此侵蚀了消费者支出。它们还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导致雇佣人数下降和资本支出减少。

简而言之，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各界对它的反应很容易导致全球支出短缺，紧接着就是失业人数增加，并可能将各地的实体经济推向衰退的边缘。

但是各国政府手中其实拥有应对衰退的工具。低通胀（在大多数情况下低于央行设定的目标）意味着可以放宽货币政策而不会引起对经济过热的担忧。

超低的债券殖利率，将使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经济体政府可以借钱来实施经济刺激性支出。但在任何情况下政策应对措施都应具备灵活和可逆性，因为疫情及其经济影响可能不如人们担心的那般严重。

首要稳定商业活动

那么政府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它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商业活动。削减企业所得税，基础设施支出以及其他影响较为延迟的措施是不明智的，而设定免税期或者调低收入所得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则更具合理性。

关键是要将更多的钱交到那些通常会花掉大部分收入的中低收入家庭手中，从而在几天（而不是几个月）内提高可支配购买力，这也是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在2008至2009年“大衰退”期间的明智之举（尽管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希望能拿出更大规模的刺激方案）。

其二，尽管货币政策的效力在经历了十年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后已经减弱，各大央行也应宣布新的降息和流动性供给。

当恐惧袭来时各界对金钱的需求也会飙升，因此央行应提前明确表示将满足甚至超额应对该需求。

正如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欧元区危机最为严峻时所展现的那样，明确表示将“不惜一切手段”的承诺或许才是货币政策制定者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增失业救济金

第三，世界各地政府都应该通过立法以增加和延长失业救济金——至少是在短时期内。跟削减各类递减税项一样，增加的失业救济金将把现金交到那些最可能在短期内用钱的人手里，也为经济中其他部门的支出减少提供了必要的抵消作用。

此外，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应批准向面临严酷预算限制的州提供临时整笔拨款以避免它们出现近期赤字，因为这会导致各类引发反作用的加税或支出削减。

而这种手段的效果同样也在上一次经济衰退期间得到了证明，当时联邦向各州的转移支付填补了近1/3的州政府预算缺口。

赤字隐忧先放一旁

最后，各国政府应立即增加医疗服务方面的支出，并且必须提供给城市和边远农村社区中那些最易受冠状病毒感染的人群：老年人，穷人和边缘群体。政策制定者应立即授权拨款组建移动医疗车队以覆盖那些无法获得适当护理的人。

虽然一些评论员会对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后果感到忧虑，但这种担心是不可取的。原本就低下且还在一路调低的债券殖利率意味着大多数发达和大型新兴经济体都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去以很少的成本贷款。

紧急措施仅暂时

各国央行已准备好偿还任何无法被金融市场承接的政府债务。此外这些紧急措施都会是暂时的，在危机过后就将撤消。

赤字是明天的问题，而当前的挑战是与冠状病毒疾病及其负面经济影响作斗争。如果不立即采取有力行动，那就犹如让患者付出生命的代价却只是为了给他提个醒。党派斗争和零和政治博弈也不能成为政府推卸其对公民基本义务的借口。

事实上如果非要说这场危机能带来什么好处，那就是我们或许最终找到了一种能让政客们搁置分歧并履行职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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