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到，当年美国厂家纷纷外流，到东南亚、中国等地来设厂，主要至少有三项导因：政府税收的高企、劳工福利的提升，以及环保监管的严格。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把美国的企业税率大幅度降低，几达好像香港般的低税，这一点对于吸引美国商家回流、其他商家赴美投资，当然有所帮助。

至少，美国商家也更乐意的承认自己是美国商家，而不是故意的注册成一些离岸避税群岛的公司，以尝试躲避美国对其公民与公司的所谓“长臂”征税措施。至于其他两项当年把美国商家赶离美国的导因呢？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还不是如脍炙人口的北欧般的福利国。福利国的基本教条是对于公家协调经济运作的强大信任，有强烈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

其基本运作模式，是政府向私人界（包括个人与企业）征收高昂的税项，过后提供最大程度的基本社会福利给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医疗、教育等。

当然，因为这些社会服务是要提供给许多人，难免会被“摊薄”，至少有时也会僧多粥少。有时真正急需这些社会服务者，可能要排上好一段日子，而一些会“钻空”者则以逸代劳地坐享这些社会服务。

美国基本上是个原汁原味的资本主义盛行的社会，基本上相信每个人必须靠着自身的努力来换取更好的社会服务。

离福利国仍遥远

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几位主要是民主党的总统，如小罗斯福、詹逊等，推出了一些有点类似欧洲福利国般的社会福利项目，如失业补助金等，但距离欧洲般的以公共福利为主轴的做法，也还是很远。

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计划可谓近年来把美国拉向福利国的最大努力，企图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被医保所涵盖。

美国劳工成本当年提高的主要因素，也还是工会运动的兴起。美国当时工业兴起，工会把工厂的工人们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薪酬待遇等，商家喘不过气来，当然纷纷开始要往外国搬厂。

然而近年来，却也有着至少三项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看来把这导因在某个程度上“中和”掉了。

其一是随着美国工业的高科技化（科技含量低的工业纷纷外移），员工们的收入虽也相应提高，但彼等要组织工会的意愿也逐渐下降，所以到了当下，美国工会运动的声势依然大不如前，很难再像以前般（或欧洲当下般），动不动就发动罢工等所谓“工业行动”，再难要求以低科技含量的工作来要求更高的薪酬了。

其二，工业4.0特别是自动化与资讯科技的兴起，也意味着许多工厂根本无需再聘请以体力占优的劳工，得以节省不少劳工成本。

其三，许多当年不重视劳工福利的发展中国家或正崛起市场，也开始更为关注劳工的权益，所以美国厂家再难像以前般的以低廉的薪金来换取大量的劳力。

所以，劳工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成为美国厂家回流或外购投资进入美国的障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