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复苏的努力一直主要依赖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再一个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惧上升时，发生大型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增加。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拖延的经济危机，加上上升的经济不平等、沙文民族民粹主义和侵犯性的极端爱国主义修辞（包括威胁），容易失控“蜕变”成军事冲突，或更糟的世界大战。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几乎让多国政府“破产”和造成系统性崩盘。决策者成功把世界经济从边缘拉回，但很快就从反周期性财政努力转换到非常规货币措施，主要是“量化宽松”和很低（若非负数）的实际利率。

虽然这些货币干预扭转了美国经济，避免了当时最大的恐惧成真，却很少着手应对根本的经济弱点，后者大多归因于最近数十年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代价而取得的优越地位。自那时起，决策者尽管做出承诺，却无认真进行，更遑论达成所须的改革。

相反的，表面上的结构改革者占了危机的便宜，却进行大多无关的努力，进一步把劳工市场“非正式化”为临时工。缺乏结构改革，意味着中央银行注入经济体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未被分配来刺激实体经济的复苏。

从经济萧条到泡沫

取而代之的是，放宽信贷把资产价格提升到甚至高于2008年的主流。美国房屋价格比2006年房产泡沫顶峰更高8%，2018年底的股价收益率也高于2008和1929，即华尔街崩盘促成经济大萧条的那年。

由于货币紧缩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有人认为很可能发生另一个经济危机，而且比上一个更严重，因为经济已对这种迟钝的货币干预已减少反应。10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很低的利率，已严重损耗其复苏经济的能力。

这种发展和政策反应已可见到超出经济以外的影响。拖延的经济危难恶化了民众对（不仅是国外，也包括国内）陌生文化的反感。因此，另一轮的经济危难被认为很可能引发动荡、冲突，甚至战争，因为被归咎于外国。

经济大萧条开始的1930年，美国通过表面上保护美国劳工和农民避免外国竞争的“斯慕特-霍利关税法”后，国际贸易在5年内萎缩三分之二！

不满自由化

经济不安、不平等和贫困上升，预料会加强种族民粹和极端爱国民族主义情绪，并增加社会紧张和混乱，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和其他感觉脆弱或受威胁的人之间。

因此，种族民粹主义启发的沙文民族主义可能加重紧张，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就像1930年代一样。投机的领袖一直把这种不幸归咎于外来者，并可能寻求逆转相关政策，应对其所认为的原因，比如“全球主义”经济自由化。

如果有政策能成功抑制这种问题，就可减少社会紧张，以及社会混乱和包括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过，它们也可能不经意地加重问题。近期扩散的反全球化情绪，似乎与人均收入缓慢或负增长，和经济不平等增加有关。

的确，全球化和自由化在统计上与经济不平等增加和种族民粹主义上升相关。实际收入下降和经济不安增加，显然加强了种族民粹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威胁国内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自由化本身。

收入不均引担忧

皮凯蒂曾论述，突然增加收入不平等，经常紧随一个大危机。虽然因果很难证明，但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如今达到历史新高，就应有担忧的原因。

当然，其他因素也贡献或加重国内和国际紧张，有些是归因于有意于其他目标的政策。

无论如何，即使是无意的，这种发展可不经意地催化未来的危机和冲突。

民众经常有很好的原因去表达不安甚至愤怒，但种族民粹主义和极端爱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吸引力导致了沙文主义政策，只会使事情恶化。

在国际水平，尽管世界的相互连接性是前所未有的且仍在增长，多边主义却愈发被回避，这是因为美国愈发诉诸单边主权主义政策，甚至不屑于与传统盟友建立联盟。

先发制人避灾难

因此，拖延的经济危难、经济冲突或另一个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主角们（即使在无意间）进行军事对立。经济大萧条开始后不到10年，轴心列强就挑战较早时已确立的殖民列强，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公然忽视的，是超过2000年前，在记录雅典威胁斯巴达既有主导地位而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修昔底德所发出的警告。

预期和应对这种可能性，或许可以协助避免否则是即将发生的灾难，方法是采取先发制人的集体行动，无论有多么困难。

国际社群没有借口模仿铁达尼号的船主和船长，自负地相信没有冰山能把大船撞沉。

佐摩，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前经济学教授，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经济发展），2007年获颁推动经济思想前沿的华西里·列昂惕夫奖。

波波夫（Vladimir Popov），前苏联、俄罗斯和联合国秘书处前高级经济研究员，现为柏林文明对话研究所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