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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200年,从何说起?/林国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董总编辑出版宣传小册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开篇有言:“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所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开始是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当时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亚当劳工。



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它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古籍。”

我国华社、教育学术界一般就以“1819年·五福书院”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起源。今年2019年,恰是华文教育200年,一些华教组织、团体、学校已开始策划系列纪念活动。

“1819年·五福书院”非华教滥觞

关于华教1819年发轫五福书院的说法,已故文史学者郑良树教授是有所置疑的。根据郑教授对五福书院现存碑刻《重修五福书院小引》的考证,五福书院的前身“五福堂”,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崇奉重阳帝君,是座神庙;另从碑刻《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序》和《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的设置年代(分别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知五福堂更名“五福书院”,并办起私塾,则在清末光绪廿七年(1901)以后;比1819年晚了82年。

资深时事评论员谢诗坚根据“五福堂”文献资料,说明增城客家人郑景贵1841年南来,1891年购置槟城义兴街“五福堂”以为“海山栈”总部,另在隔邻设立“慎之家塾”(慎之是郑景贵的名号)。



郑景贵后于1895年在槟城牛干冬街建立“五福堂”,并署匾“五福书院”,以示“私塾”之意。谢诗坚据此论断“把五福书院看成是最早的华校(1819年)是具有‘误导性’的,也不确实”。

马来西亚华教发轫确实时间地点虽具争议,但华教与中国传统私学或私塾的渊源关系,却是不可置疑的。意即我国华教起源于中式私塾,是可以肯定的。

华教与中国私塾的渊源

中国古代私塾,是“私学”的组成部分,一般开设于家庭、宗庙或乡村内部,为普通民众提供基础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因为“官学”一般只为经过选拔出来的士子提供高层次的教育。中国传统私学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繁荣景象,私塾遍布城乡,肩负童蒙教育;形式多样,有塾师自设的学馆,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也有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或私人捐款设立的义塾等。

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教学内容主要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采用个别教学方法,主要是识字教育、读书背诵。学生年龄不一,学习年限也无划一的规定。

明清时期,大量中国移民南来,自然延续私塾为子女的童蒙教育,却也播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种子。

考察中国移民南来历史,以及我国一些乡团会馆、庙宇成立背景(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于1801年;马六甲青云亭建立于1673年,槟城广福宫建立于1800年),当早于1819年者。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私塾的存在,华文教育的滥觞,历史是超过200年的。

我们也可以从英国传教士卢修斯(Lucius)发表于1820 年 1 月和 7 月出版《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 ,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 1817 年 5 月在马六甲创办的英文季刊)的《马六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Stat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cca )一文得到佐证。卢修斯文章中提到:“1815 年以前,马六甲有8 所中文学校,为来自福建的孩子而设,约有150 名学生;另一所有10 名或12 名学生,为来自广东的孩子而设。”据卢修斯对这类中文学校办学模式、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学生学习的描述,其所指即为当时的中式“私塾”。(参见詹杭伦《1815-1820年马六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

展望华教未来的发展

19 世纪初,欧洲基督教新教欲扩大对恒河以东广泛区域(主要是中国)的传教活动。其时,中国清廷闭关禁教。1815 年,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深入探讨对华传教的主客观条件之后,向伦敦布道会建议“在某个欧洲新教国家管辖下而又距离中国不太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有利于对华传教的根据地。当时,马来半岛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已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政治条件、华人聚居、语言学习环境等都符合建立传教根据地的要求。

伦敦布道会的传教策略之一在于“教育播道”,开办学校教化侨居当地的华人,培养成为传教士,为对华传教进行准备工作,以达到向东半球传播基督教原理和文明的目的。

1818 年 11 月 11 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的创办,一方面是为急于打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提供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场所和机会,另一方面,也招收通晓汉文的恒河以东各国人士学习欧洲文学、自然科学和英语。

西方传教士创办书院,是以基督宗教教育为基础与目的的中西之学相揉合的办学模式,它虽然教学中国语言文化文学,但办学目的、性质、形式,学校体制等都与中式私塾有很大区别,自然不能算是华教起源。

2019 年,马来西亚华社纪念华教 200 周年,自然无确凿年份相对应,取其概数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要叩问历史如何定义华教风雷激荡的 200 年;我们要反思 200 年来,华教靠什么走出一条独特道路;我们要自信坚定,瞻望未来 50 年、100 年,华教又怎样续写民族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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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的核心内涵/林国安

最近有论者提询“华教就只是母语教育吗”,认为我国华校“不仅仅是‘学华语’、‘讲华语’的温室”,而要强调“文化教育”氛围;“大马华教不应仅是‘华文语言的学习’,它更是‘文化教育’的传承”;“如果还在用‘母语教育’思维来搞华教,恐怕也是很难有共鸣的”。

这是牵涉华文教育核心内涵的重要问题,值得深思与探究。

实质上,华文教育的核心内涵,就包括华文母语教育和文化教育两大要素,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彼此不能互相割裂。

然而,在现实中,母语教育往往滞留于口号性质的“捍卫”或“维护”,凸显华文教育斗争意识形态的一面。

华文教育须“学科化”

我国华文母语教育须要“学科化”,构建完整学科体系,夯实理论建设和科学话语论述,深化母语教育教学优越性实践,提升母语学科育人最大价值,以确保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

母语教育是最直接、最利便、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是本民族促进身分认同、开发族群智力、造就民族文化繁荣进步的最普遍、最灵便、最有效的手段与途径。这已为教育学界所公认和实践验证,无需赘言。

值得关注的倒是近年国际组织关于母语教育教学价值的新论述,例如: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共识》确认母语教学的重要意义:“使用学习者的母语开展教学,是提高教学效果、促进身分认同的重要基础,母语教育应该应用在初期教育阶段……各民族和土著为使他们的语言世代相传所付出的努力,对一个公正和富有成效的世界亦很重要。”

2016年国际母语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发表献词,指出:“母语在多语言方案中是优质教育的基本要素。这切合《2030议程》可持续发展第4项重点目标的落实:关注优质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技能、知识和价值,实现梦想,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提升母语文化的综合品位,是奠定优质教育的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0年起订每年的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其宗旨即在于强化各国人民的“母语文化意识”,坚定学生学习母语,传承并创新母语文化的信念;鼓励学生通过母语学习去亲近并融入其所承载的文化,自觉深植文化传统,夯实民族文化建设与创新,铸就母语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从而让民族文化的薪火代代长盛、永续辉煌。

树立尊崇感自信心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建设母语教育、发展母语文化,应该树立这份尊崇感和自信心。

另一方面,21世纪的学校教育场域,应成为实践宽容、尊重人权、实行民主、学习文化特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理想场所。

我国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利于各民族语文教育构建“跨文化教育”情境,在尊重、理解文化差异性与丰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多元文化社会中各种文化的主体性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发展和维持一种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

华文小学学生种族结构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互异,尤其具备发展跨文化教育的条件。

首先,华文母语教育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但不歧视、不排斥其它民族文化。学校整个环境和氛围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的情境,让学生既能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又能包容吸纳不同的文化精华,扩展文化视野,养成文化宽容心态。

其次,华小致力构建跨文化教育的课程教学体系,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通过具体的文化内容和事件,传播普世的价值观,充分反映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而非仅突出主流文化社会意识与价值取向。课堂教学创造机会让不同种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生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其三,华文教育教学要理解学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行为和方式,提供学生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着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增进个人、种族、社会、文化、宗教之间的尊重与理解。华文学校儒家人文氛围、和谐包容的文化生态,就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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