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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200年,从何说起?/林国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董总编辑出版宣传小册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开篇有言:“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所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开始是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当时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亚当劳工。



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它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古籍。”

我国华社、教育学术界一般就以“1819年·五福书院”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起源。今年2019年,恰是华文教育200年,一些华教组织、团体、学校已开始策划系列纪念活动。

“1819年·五福书院”非华教滥觞

关于华教1819年发轫五福书院的说法,已故文史学者郑良树教授是有所置疑的。根据郑教授对五福书院现存碑刻《重修五福书院小引》的考证,五福书院的前身“五福堂”,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崇奉重阳帝君,是座神庙;另从碑刻《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序》和《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的设置年代(分别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知五福堂更名“五福书院”,并办起私塾,则在清末光绪廿七年(1901)以后;比1819年晚了82年。

资深时事评论员谢诗坚根据“五福堂”文献资料,说明增城客家人郑景贵1841年南来,1891年购置槟城义兴街“五福堂”以为“海山栈”总部,另在隔邻设立“慎之家塾”(慎之是郑景贵的名号)。



郑景贵后于1895年在槟城牛干冬街建立“五福堂”,并署匾“五福书院”,以示“私塾”之意。谢诗坚据此论断“把五福书院看成是最早的华校(1819年)是具有‘误导性’的,也不确实”。

马来西亚华教发轫确实时间地点虽具争议,但华教与中国传统私学或私塾的渊源关系,却是不可置疑的。意即我国华教起源于中式私塾,是可以肯定的。

华教与中国私塾的渊源

中国古代私塾,是“私学”的组成部分,一般开设于家庭、宗庙或乡村内部,为普通民众提供基础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因为“官学”一般只为经过选拔出来的士子提供高层次的教育。中国传统私学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繁荣景象,私塾遍布城乡,肩负童蒙教育;形式多样,有塾师自设的学馆,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也有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或私人捐款设立的义塾等。

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教学内容主要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采用个别教学方法,主要是识字教育、读书背诵。学生年龄不一,学习年限也无划一的规定。

明清时期,大量中国移民南来,自然延续私塾为子女的童蒙教育,却也播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种子。

考察中国移民南来历史,以及我国一些乡团会馆、庙宇成立背景(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于1801年;马六甲青云亭建立于1673年,槟城广福宫建立于1800年),当早于1819年者。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私塾的存在,华文教育的滥觞,历史是超过200年的。

我们也可以从英国传教士卢修斯(Lucius)发表于1820 年 1 月和 7 月出版《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 ,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 1817 年 5 月在马六甲创办的英文季刊)的《马六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Stat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cca )一文得到佐证。卢修斯文章中提到:“1815 年以前,马六甲有8 所中文学校,为来自福建的孩子而设,约有150 名学生;另一所有10 名或12 名学生,为来自广东的孩子而设。”据卢修斯对这类中文学校办学模式、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学生学习的描述,其所指即为当时的中式“私塾”。(参见詹杭伦《1815-1820年马六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

展望华教未来的发展

19 世纪初,欧洲基督教新教欲扩大对恒河以东广泛区域(主要是中国)的传教活动。其时,中国清廷闭关禁教。1815 年,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深入探讨对华传教的主客观条件之后,向伦敦布道会建议“在某个欧洲新教国家管辖下而又距离中国不太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有利于对华传教的根据地。当时,马来半岛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已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政治条件、华人聚居、语言学习环境等都符合建立传教根据地的要求。

伦敦布道会的传教策略之一在于“教育播道”,开办学校教化侨居当地的华人,培养成为传教士,为对华传教进行准备工作,以达到向东半球传播基督教原理和文明的目的。

1818 年 11 月 11 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的创办,一方面是为急于打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提供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场所和机会,另一方面,也招收通晓汉文的恒河以东各国人士学习欧洲文学、自然科学和英语。

西方传教士创办书院,是以基督宗教教育为基础与目的的中西之学相揉合的办学模式,它虽然教学中国语言文化文学,但办学目的、性质、形式,学校体制等都与中式私塾有很大区别,自然不能算是华教起源。

2019 年,马来西亚华社纪念华教 200 周年,自然无确凿年份相对应,取其概数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要叩问历史如何定义华教风雷激荡的 200 年;我们要反思 200 年来,华教靠什么走出一条独特道路;我们要自信坚定,瞻望未来 50 年、100 年,华教又怎样续写民族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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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中教育体制的矛盾/林国安

日前,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艾美娜分校)正式动土,主礼嘉宾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吉隆坡中华独中(艾美娜分校)是以“Sekolah Menengah Akademik”注册,将采纳“双轨”办学模式,学生须要参加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和独中统一考试;这种模式可资有条件的独中建校发展参考。

鉴于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的掣肘,设立新的独中是不可能的事,只能维持现有60所学校而已。这些年来,也只有在特殊政治氛围和难得机遇,才迎来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和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的成立。

准确的说,这两所分校是宽柔中学的“古来校区”和“至达城校区”;法定独中还是60所。陆兆福部长在上述动土礼声称吉隆坡中华独中(艾美娜分校)将会成为我国第64所独中,不知有什么法理依据?

独中建新校无门,另辟蹊径,申请在校本部以外设立校园或分校,缓解学额爆满的窘境,满足区域学子接受母语中等教育的需求。宽柔中学两个分校秉承校本部教育理念和办学方针,成绩斐然,是成功的例子,可作为独中建校发展的典范。

然而,如果像陆兆福部长所说的,吉隆坡中华独中(艾美娜分校)是以“Sekolah Menengah Akademik”注册,采纳“双轨”办学模式,学生须要参加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和独中统一考试。那么,它对独中建校发展未必具有普适性和借鉴意义。人们还会担虑这可能重蹈前朝国阵政府教育部和马华公会倡导的所谓“独中新模式”的覆辙。“独中新模式”衍生至今独中地位仍不明确的关丹中华中学,华社是心存疙瘩的。

问题的主要症结还在于“双轨”办学模式,牵涉独中教育体制改革方面,是独中推进教育改革不能规避的主要矛盾。

考察独中“双轨”办学模式,其典型特征是校方于正课内为学生提供独中统一课程和国家教育课程,学生可以参加独中统考和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以备多元出路需要,却也凸显“教育异化”现象。

课程结构失衡与臃肿

首先是课程结构失衡与臃肿。“双轨”办学模式的课程设置,包含独中课程和国家课程的教学内容,有些同一科目竟采用两种语文教学(如历史科,两节中文教学,两节国文教学),导致每周总节数超出独中课程标准课时至少20%。

再者,应试导向的课程结构,缺欠必修与选修、分科与综合、学科与活动、统一与校本等课程的多元整合,难以突出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的特点,对培养全面发展又有个性特长的学生,是一大局限。

其次是受教育者个体的异化。“双轨制”办学,招揽优质生源,以培养少数精英为办学成功标志,忽略了多数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成功机会。而“应试文化”扭曲的学生观与人才观,考试的失败者,唯有面临淘汰的厄运,甚而带着“失败者”的心态步入社会。

独中教育体制,难以确保学生“质的一个都不能少”,毕竟是一种缺憾。

看来,当前独中统一课程体系的构建要避免受制于“异化”的办学模式,是独中教育体制改革须要迈出的关键一步。

其它如“双轨制”独中一些高二学生考获SPM文凭之后即离校到国内外大专院校深造,导致高三开不成班、有损民族母语教育学制的完整性,也是影响独中教育体制改革的因素。

坚持民族母语教育理念

独中办学,尽管有其自主性和灵活度,却也诚如其名,展现独立性和民族性,这是华文独中有别于国民中学的优势。

砂拉越政府全面承认独中教育和独中统考文凭,看重的应该就是独中独特的教育价值。

因此,独中办学者实宜摆正思想方法,规避认识误区,坚持民族母语教育理念和办学方针;对于建校发展,不仅仅在于增加学额,拓展生源,而是完善独中教育体制改革,提升民族母语教育质量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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