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歪的政经正道 系列3】 

1980年代是官联公司掌控权力转移的重要转变，也诱发各种舞弊议题，以致今时今日国库空虚，要“全民牺牲”救国。

当政治过度介入经济，政治利益往往高于经济考量，原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公共企业，很容易就成为一小撮人肆意操控的“私人公司”。国家公共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如何，全世界不乏例子和历史借鉴。

这不是危言耸听，亦非杞人忧天，而是已经浮现的危机。

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的形式，是在各州设立经济发展机构（SEDCs）和农业发展机构（SADCs）。

1974年，中央政府成立没有州政府代表为成员的州经济发展机构协调委员会，主导中央政府给予州经济发展机构的贷款，但在协调各州经济发展机构事务上依然欠缺。

于是，中央政府又设立了公共机构协调部门，加强部长监督公共机构的权力，但部门的影响力始终极其有限，各州公共机构的自主权相对较大。

1980年代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大转变期。此时，官僚介入形式盛行，而首长机构或大臣机构成为更重要的角色，政治化的干预形式比过去更深入。

扩大政经掌控权

马来亚大学经济与行政系教授艾蒙特雷斯古密兹博士举例，吉打州大臣机构于1988年设立，马六甲、森美兰和槟城紧随其后，槟城更于2009年设立槟州首长机构，州首长有更大自由和决策权，通过官联公司推动或落实州政府的政策。

这些转变意味着，政府通过官联机构，一再扩大政治经济掌控权，槟城和雪兰莪州也出现控制官联公司的趋势就是一个例子。

在艾蒙特雷斯看来，这是当前和未来的忧患。

偏向政治利益失专业

政治经济学者不止一次提出质疑——政治人物和在职或退休高官，在官联企业中担任具有决策权的高职，是否恰当？

熟悉政治、政策和资本发展的艾蒙特雷斯进一步直言，政府在过去多年，会在必要时干预，即收购上市公司，把私有的国内企业培养成为对经济发展带来贡献的公司。

但是，这样的正面发展，大多数时候是建立在专业优先、权力平衡、相互监督或制衡的机制基础上。当政治人物掌握官联企业决策权，往往是从政治角度考量和决策，而不是着重国家和经济市场的需要。

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政府或政治领袖在官联机构所能扮演的角色，不一定要是最高管理层和决策权力掌控，可以是监督者，或适时介入，让真正的专业负责管理和执行，与政府部门互相协调、监督、制衡，而不是让任何人或单位独揽大权。

必须认清的是，官联机构的服务对象、交代对象是人民，不是政府，也不是少数董事局股东。

“官方机密”欠透明

另一需要关注和改革的是，公共企业完全没有透明度，反而被归为不能质问和知情的“官方机密”。

艾蒙特雷斯说，官联公司出现猖獗的腐败行为越来越严重，比如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大马人民信托局（玛拉，MARA）、朝圣基金局（LTH）等等。

玛拉子公司玛拉机构赞助吉兰丹足球队事件、橡胶小园主发展局（RISDA）土地交易弊案、乡村和区域发展部15亿令吉弊案、联邦土地发展局环球创投（FGV）、朝圣基金局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１ＭＤＢ）购买土地、以及牵连甚广的１ＭＤＢ弊案等等，官联投资公司和官联公司在国民心中已是彻底的黑，毫无信誉和信心可言。

桩桩件件大事件，总是只有政府的单方面说词和不曾看见的所谓“证据”，人民其实雾里看花，不知真假，追根究底就是长期没有透明度所致。

他认为，所谓官方机密，理应用于国家安全事务，却不该用于公共企业，反之应该公开让全民审查和参与，而不是倒行逆施，乖离公共企业本质。

与政府机构争资源

我国官联企业在百大企业榜上有名，却备受质疑和批评，形象负面，不得民心，问题在于大部分的官联企业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角色和功能，反而营利至上，垄断市场，甚至成为官僚、贪污和经济霸权的温床，扭曲了官营企业的原意，霸占公共资源牟私人政治利益。

变相成“公共私有化”

官联机构的干预范围深入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所有攸关国民日常生活的领域，以“无孔不入”形容也不为过，而政府涉足其中甚至是最大股东的企业，却没有实际惠及多数民众，反而变相成为“公共私有化”，与其他国家补贴的政府机构竞争公共资源。

举例，我国有不少知名私立医院，实际上并非“私人”，而是由政府通过官联投资公司拥有和掌控。国库控股是IHH医保的最大股东，旗下有班台医院和鹰阁医院；柔佛机构是柔佛医药保健（KPJ）最大股东，旗下拥有KPJ医院，“分院”遍布全国，还设立国际医药大学（IMU）和KPJ大学学院，经营高等教育，开办医学、药剂和护理相关科系，这些“私立医院”的收费绝对和“大众化”八竿子打不着岸，反而与政府医院抢夺人才，导致公共医疗品质下降，而医药大学的学费也非一般市民负担得起。

与民争利官企自肥

另外，政府一方面不断拨出巨款建设公共交通，达到全民可负担交通的目标。

通过官联机构着重汽车工业，多元资源重工业（DRB-Hicom）曾是普腾的“大老板”，雇员公积金局旗下更有三个外国汽车分销商——合顺控股（UMW，也是第二国产车最大股东）、陈唱摩多（Tan Chong Motor）及柏马汽车（Bermaz Auto）的主要股东；国民投资公司则通过土著信托基金（ASB）成为合顺控股的最大股东。

再者，官联投资公司也是许多房地产发展商的主要股东，比如国民投资公司是实达集团和森那美产业的最大股东。但是，这些在相关领域中占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大哥大”，却没有解决房价日益暴涨的问题，可负担房屋依然僧多粥少，完全乖离“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其他例子，虽然拥有自然垄断性质、掌握光纤骨干与“最后一里”设施的马电讯，民众却只能使用比新加坡和泰国收费更高的通讯服务，而网速却落后不止一匹布。

政府的优先角色应是以您为本，保障人民可享有优质且可负担的医疗、教育、交通、住宅和网络等等，减少生活开支，增加可支配收入，才是真正的有感经济。

仅槟雪柔官联机构有成绩

马来西亚并非唯一有官联企业的国家，学术理论也认可官联企业存在的必要，但在实践上往往不尽理想，一再引发争议课题。

迄今为止，只有槟城、雪兰莪州及柔佛州的官联机构有拿出成绩，其余州属则不达标，尤其是玻璃市、东海岸的吉兰丹和登嘉楼、以及东马砂拉越和沙巴州，完全“不及格”。

政治领袖在官联机构独揽大权或官僚体系过度干涉是必须关注的问题，但在过去数十年来，官联机构也并非毫无建树。

对比其他州属的官联机构，雪州、槟城和柔佛是数目最多、权力最集中，却也是最有成绩的三个州属。

艾蒙特雷斯说，州政府经济发展机构是政府通过新经济政策，重组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主要功能就是扶持土著参与工商业，刺激投资，消除贫穷，使政府能在经济决策中扮演主导角色。

他评估州政府经济发展机构所起到的正面影响或成就：“比如通过槟城发展机构（PDC），将一个衰退的港口城镇迅速转型为电子和电器工业枢纽；雪州发展机构则在巴生谷地区发展出大量可负担住宅区和新乡镇；原为柔佛经济发展机构的柔佛发展机构，也拓展出多元化商业集团，培养及购得许多公司。”

1970年代之前，大部分公共企业是法定机构，之后扩展为国有企业，通过联营方式，承包主要领域的商业计划及工程，而这些国有企业完全或局部转移到马来社群。截至1985年，这些经济发展机构和农业发展机构在337家公司都有股权，包括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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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报道：陈绛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