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火,与耕作
——读黄锦树《火笑了》

〈火笑了〉、〈沉重的没有〉、〈散戏〉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几篇。〈沉重的没有〉是〈火笑了〉的复写,两篇放在一起看,始于母亲,而终于父亲,马华文学似乎是那一直在那远方召唤他的母亲,也是留下“什么都没有,和欠缺”,给他继承的父亲。

黄锦树散文集《火笑了》于去年11月出版。我拿到这本书时是今年1月14日,当天早上从槟城回到新加坡,一下飞机就直奔书店,顾了一整天店后回到一个人的家里,迫不及待地将这本书读完,一个人在客厅读了几个小时,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和父母亲逛书店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买回家后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它读完的情景。



接下来一两个星期这本书都一直在我书桌上的显眼位置,我的个人电脑前,有空档时就随意拿起来翻一翻。后来又将这本书带去上班,没病人的时候读,从头开始看起。第二次看时就不用书签了,大概知道自己看到哪里,就接着读下去。在新加坡这繁忙的城市里读《火笑了》,第一次读时一直涌出一种埔里的乡村气息,第二次读时这感觉才淡了些。

卷一〈嗨,同代人〉

《火笑了》分为三卷,〈嗨,同代人〉,〈火笑了〉和〈江湖〉。〈嗨,同代人〉一卷多为他为同代人写的序或回应,包括言叔夏(1982)、房慧真(1974)、杨索、伊格言(1977)、朱宥勋(1988)、李岳鸿、连明伟(1983)、黄翰荻(1951),好几位年纪都比作者小得多,其他篇章里〈嗨,同代人〉谈赖香吟(1969,因此也一定会谈到邱妙津[1969]),〈没有窗户的房间〉谈袁哲生(1966),〈时间之伤,存有之伤〉谈童伟格(1977),〈未竟的书写〉谈郭松棻(1938),以及〈陈映真的理想读者〉谈陈映真(1937)和赵刚的书。

黄锦树在谈论或描述当代台湾文学时,总带有一种冷静和专业的笔触,和被讨论对象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能在3年内为这么多作家写序,并如此贴近且准确地提出对台湾文学的观察,他无疑是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

本书最后一篇〈几个愚蠢问题〉中提起他最常被问的愚蠢问题第一名是“为什么不写作你的台湾经验”,〈嗨,同代人〉整卷基本上己是“我的写作就是我的台湾经验”最好的实证。而这个面向的黄锦树或许是马来西亚的读者相对来说较不熟悉的。



〈嗨,同代人〉里另有3篇提到马华文学,〈第四人语〉谈黎紫书,〈风下奇谈〉谈张贵兴,〈南洋底死〉从陈千武谈到张贵兴和李永平,除〈南洋底死〉还是相对冷静和旁观的笔触,〈第四人语〉和〈风下奇谈〉里,谈到马华文学,黄锦树的角度很明显更接近自己,更多的“我”和自我在散文的场域里出现。

在〈第四人语〉里,他指出黎紫书认为自己受到肯定不是因为她是马华作家而是作品够好,这状况或可表述为“黎紫书大于马华文学,在小文学里,这里状况其实很常见,当个人的象征资本远超过他所属的社会群体时”,又说“马华文学需要我们,远甚于我们需要马华文学”,这个说法,看在我这个世代的眼里其实很有趣。

显然“马华文学”一词在经历一个世代后己经出现了些变化,如果现在“马华文学”代表的是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锺怡雯陈大为的集合,我们这个世代是否还有可能出现“XXX大于马华文学”的作家呢?

而若现在“马华文学”一词的象征资本还是小于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锺怡雯陈大为象征资本的总和,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个人觉得“马华文学”一词的象征资本己比从前大得多,和我同世代的黄玮霜小说《母墟》在台湾出版时,出版社就用了“马华文学新星”这样的广告词)而相对于李永平和黎紫书迫切地甩开“马华作家”的印记,黄锦树一直都是很“马华文学”本位的,但他或许正是“马华最需要他,而他最不需要马华文学”,最有本钱不必理会的那位,除了“因为马华文学最脆弱,最贫瘠,最无助,而我们多少还可以做一点事”之外,是否有其个人,内心和情感的理由呢?

卷二〈火笑了〉

卷二〈火笑了〉进入本书的重头戏,述说自身真实经验和情感的散文体,〈马华文学无风带〉,描写了作为一个侨生在台湾社会面临到的困境,“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在下一篇的〈芦花江湖〉,黄锦树又提到一段很有趣的往事,“大马甫成立的N学院的院长H突然来访,问我要不要回去当该院中文系的主任”,当然我们知道作者最终并没有回来马来西亚,而“近年N学院动荡不安,连德高望重的K都被高层以肮脏手段逼走,讲师也纷纷离去,学生人数骤减。”

在外不受欢迎,面对马来西亚的现实困难要回去着陆又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这应该己是绝大多数人在国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心境,人在国外遇到最友善的问题应是“什么时候要入籍变成新加坡/台湾/英国/美国人呢”等等之类的,他者的友善同时却又是抛弃自己马来西亚华人身分的期盼。无论如何,一个有黄锦树的在马马华文学己给人太多太多的想象空间了,大得可以写出一本后设小说的程度。

虽然照书里本人的说法比较接近他很大可能会被现实弄死什么也写不出来,不过我自己是觉得以黄锦树之才能和厚度,即使那年他回到马来西亚,也一定能存活下来,不会被埋没。

下一篇〈那棵树〉写2013年回马来西亚想实际帮忙做点事,在新纪元(也就是那个N学院)搞研习营的过程,文中提及有位余老先生,游说他(还有张锦忠)以他为榜样,来日返乡为故乡子弟尽一分心力。

〈火笑了〉、〈沉重的没有〉、〈散戏〉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几篇。“火笑了”一词来自黄锦树的母亲,他在引言中提及,这本散文集他原拟题为《嗨,同代人》,因母亲病逝于2014年9月,故改题此书名以为纪念,这本散文集也是以母亲亲笔字迹写的“黄锦树回来妈妈高兴,妈妈看看”作为封面,由此观之,或可视为此书为一关于母亲之书(或延伸为家,或马来西亚这一原乡之书)。

〈火笑了〉一文是《火,与危险事物》吉隆坡推介礼的发言稿,总结了这些年来他的马共书写和文学创作,而〈沉重的没有〉是〈火笑了〉的复写,两篇放在一起看,始于母亲,而终于父亲,马华文学似乎是那一直在那远方召唤他的母亲,也是留下“什么都没有,和欠缺”,给他继承的父亲。

〈散戏〉一文直写自己的母亲,从母亲的日记写起,到每次回家探望母亲的情景,最后终到母亲的葬礼。在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里,母亲过世是一件影响许多人接下来人生的大事,我觉得黄锦树的书写很有代表性,那场景对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来说或许都似曾相识。

长居国外的游子(通常都不是老大)总是母亲心里的骄傲,但因为长期不在家里,从家里的资产甚至到母亲的葬礼都无从过问起,而家里的资产一不小心里就会被在马来西亚的兄弟因为现实因素看上,然后搞出一堆麻烦事,最坏的情况是最终旧家也没了。

但母亲,或老家,是游子返乡的理由,母亲过世老家没了以后,还有什么是回到这里来的必要呢?而相对于留学西方的马来西亚华人回不回来马来西亚是一种选择,留台者,往往却没有这种选择(或作回来马来西亚这选择太艰难了,需要太大勇气,或回来了根本呆不下去),当父代消逝时,当初“没有选择的选择”在心里被放大了,这伤感是那年纪的留台世代独有的。因此,不难理解,文末,黄锦树会感叹“自己也己经很老,很老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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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以及一些存在的声音:
论黄远雄诗选(2008-2014年)的诗作/辛金顺

到了晚期的诗作,远雄却以另一种诗性延异的隐喻系统,展现了生命的另一种面貌。那是历经种种生活顿挫、病痛生死、岁月沧桑后的敘事,是一段漫长过程中,诗人内心情感结构和诗性表达方式的重大变化。

黄远雄(1950-)写诗将近50年。著有《致时间书》(1996)与《等待一棵无花果树》(2007)。而出版于2014年的《诗在途中》,则是其诗作精选辑,乃诗人汇录了1967年至2013年的佳作,共99首,编成自选集。诗人自选诗作,大致之意,不外通过筛选以精粹化个人的作品,展示自我意识和诗艺成长,以及总结某个阶段的创作成果,其中自也具有回顾与告别的姿势,或一种向过去自己致敬的方式。



选集中的诗,有68首来自已出版的两本诗集,惟另31首,则是2007年之后的“新作”,之前未辑合成册,而直接的选入选集中,由此可以窥见诗人对这些诗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亦可看出其近年来的创作不辍,以及创思依旧的难能可贵。

而这些占了诗选集三分之一的“新作”,其实仍然延续着远雄以生活入诗的创作理念,即通过抒情自我(lyric I),探入事物与生命存有的言说之中,不断从生活经验和主体认知上出发,以更缜密的思绪,让诗的语言穿过个人生命,去撩拨存在的遮蔽,以期敞开现象世界的某种意义。而这些作品有异于远雄早期付诸于以气使才,以意驭象,并趋向雄浑(sublime)之作的宏大声响,如“带着狂涛回去╱大鸦那种森林的隙罅”(〈息羽〉),或企图“以狂飙的声音”,“展示自己铁蒺藜的粗犷”(〈独步〉),以及呈现出“年轻时,叛逆的火焰╱可以燃烧意志化成╱一种傲然的钢╱呵!我就是那阵狂飙╱雪亮的刀╱可以砍断我风尘的胳膊╱割我霜露的头颅╱惟不能断我的天涯路”(〈歌〉)那样时以层递结构的词句去推动那充满着气势、激情、决绝、傲骨与豪迈的主体情绪和生命言说。

然而到了晚期的诗作,远雄却以另一种诗性延异的隐喻系统,展现了生命的另一种面貌。那是历经种种生活顿挫、病痛生死、岁月沧桑后的敘事,是一段漫长过程中,诗人内心情感结构和诗性表达方式的重大变化。因此在这方面,实可当做远雄于诗歌创作演绎史的一分存有档案。

在这31首诗中,远雄固然不忘以诗意的目光介入周遭生活和社会现象的各种情态,由此表达出其对现实生存的关怀和忧虑。这种介入,有其存在环境的贴身亲临,也自有其道德力量的表述。尤其在现实诗学的脉络指向上,“介入”,几乎可以说是成了现实道德的美学认知,或一种广义式政治存有的自我展示方式。它最大的功能,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向群众,以期取得众人的共鸣与回响,并企求产生社会(政治)的改革力量。

但远雄诗中的“介入”,却不尽然是政治属性的表述,而是存在感知在惘惘威胁下的发声,一种形而上的忧患和精神困扰所衍生的诗性言说。 如〈从今天开始〉一诗,诗人在诗中大量堆叠着“巡侦”、“梦魇”、“蛇豕”、“鹰隼”、“猎物”、“野畜”、“丛林”、“忧患”等词汇,以呈现出周围治安不靖,危机重重的存在意识。



同样的,在〈出门〉的诗里,也呈显了“尖柄的伞”、“防狼的喷液器”等妇女出门的心理不安全感,以及“大鹏阴骘张翅╱盘踞,俯瞰聚集游行”、“湿霉菌”、“瘴疠烟雾”和“鼠疫”等政治思想控制和人为灾害的控诉。这些诗作的社会性意向相当明显,但却也是诗人存在经验的存在话语,或此时此地一种现身情态的表现。这样的诗作,自非一般鼓动式的“介入”能加以概括,而是诗人明晰自我界域中的存有,以及存有之以为存有呈现其本身存在意识的一种方式。故身处阴郁社会生活框架之下,诗末才会有“朝往阳光最灿烂的╱方向走,朝往人气麇聚╱的方向走”之说,这也是诗人面向自我生命的一分祈求,或存在的语词。

类似这样的诗,尚有〈公园执法者〉、〈社区警卫〉、〈伤害〉和〈土拨鼠〉等,但这些诗,却不是远雄这时期写得最杰出的作品,因为远雄并无意于通过现实诗学拓展其诗作流向,亦无复往昔那份张扬主体情性的激昂,不再是“风沙中走动的树”,或以匆匆行色,企图“寻觅每一片灿烂的灯火”(〈尘埃未了〉),而是逐渐沉淀和宁定于生命的自我灵视,尤其在面对老年与死亡的逼迫之下,其诗作开始探向存有的自我辩证,在时间流域里,审视了自我“在世”的意向图式。

〈人在途中〉可以被视为其在这方面书写的代表作。这首刻录时间╱年岁之诗,深刻的敘述了诗人60岁时那分存在意识的临现感,或如传统诗学所谓的“当下兴起,振响于无声”的瞬间感知意念——一种在世的自我呈现:“我年届六十╱已无法预设太多承诺╱除了写写诗╱调侃自己”,因此诗人在耳顺之年的生命意向,只能回归到写写诗的自我遣怀内里去。在此,命定的时限,与青年时期“要叫命运改道”(〈行色〉╱〈尘埃未了〉),并昂志走向广大的世界,无疑形成了强烈的生命辩证图像。而类此海德格式的“在世被拋入性”之命定存在,使得在途中之诗╱人,产生了一分诗性的感染力量。惟远雄写来,举重若轻,诗句明朗却内涵幽深,并以层层展示结构的诗学方式,由“行将临莅但将永远不会╱兑现的等待”→“我总感觉自己还在旅途上╱享受上苍御准的配额”→“我乐于适得其所”,最后淡定的揭示了“我人还在╱还在╱行将抵达旅途中”的人生终点命向。这份对生命自我凝视的情态,无疑是旷达与开朗的。而诗中存有的体现,永远都在路途之上,故人与生命的对话,才能在不断流逝的时间里,成其为动人的诗章。

文学观点/辛金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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