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一个人过年/黄康伟

避过了三姑六婆七伯八叔的追杀,我安然地陪伴年兽度过了这个农历新年。桌上少了母亲的年菜,堆满的都是书本,一叠叠的报告,追杀着我。本想好好度过的寒假,也被知识给塞满,虽然很忙,但过程是喜悦的。

但离家在外,的确不容易,却又比在家里来得容易。在家的确餐餐丰盛,不再是快熟面涂上沙茶酱,加个煎蛋已经算是丰盛,再配上一些辣椒酱,就以为自己回到了家,仿佛舌头走进了任意门,穿梭在不同的空间之中。



但家里包容不了的事情很多……很多……从大学开始已经选择了和平常人不一样的路,我早已难以被家里容下。从开始念新闻系,选择一条艰巨的人文科学之路,到后来成为学生及社会运动分子,从净选盟集会2.0的“吃催泪弹”,到台湾的抗争行动,都是家里完全没有办法认同的事情。

对匮乏的恐惧

甚至,书桌及架子上摆满的都是批判理论、左翼思想,都是令家人惶恐不安的学说。这些书籍仿佛让他们回到了爷爷奶奶的年代,反共、战乱及示威,仿佛就在他们眼前出现。自身出生在动荡的60年代,成长时遇上经济蓬勃发展的80年代,每个青年男女都盼望着脱离父母,走向更美好的城市。

即使忍受杂乱不堪的宿舍,也比被盘商的一再挖苦快乐。即使每天早出晚归,身心疲惫不堪,但至少自己和家人再也不需要忍受挨饿的痛苦,可以吃上一碗白饭,也觉得幸福。正因为对匮乏的恐惧,在挨饿与生存之中,即使再低的薪资,再恶劣的工作环境,也要坚持下去。

但成长在底薪,弹性劳动的我,不是那样想的。我们考虑的并不是还剩下的有多少,而是被夺走了多少。从小看着经济发展,以为长大后会是“2020宏愿”的我们,却发现一切都是“发展的幻象”,背后尽是无情的剥削、不人道,甚至难以逮到的“非法”行径。



于是,我们走上街头了,在国会前静坐了下来。父亲妥协了,他说:“不要被抓就好,不要留案底就好,你脱离了学生生涯,进入社会就要好好工作。”虽然无法苟同,但也只能这样,但就在这次8月的学生行动中,我和运动伙伴们终于还是被硬生生地带到拘留所,呆上了整整四十几个小时。

新思维未抬头

回到家,亲戚尽是冷嘲热讽。“你是不是要出风头当英雄?”、“你是要从政是吗?为什么要被抓?”、“为什么要上街,难道不能少管一些事吗?”“我觉得你没有经过大脑思考问题!”这时我才明白,在丛林法则中,社会是不重要的,矛盾是不重要的,被支配也是不重要的,不要惹麻烦,自己顾自己才是重要的,甚至学习政客“顾后袋”才是重要的。

台北的冷风当然很冷,但不比人对社会的冷漠来得冷,保守意识的抬头才是政客一次次主宰我们的利器,即使再过几年换成希望联盟执政,新思维没有抬头,我们仍旧被另一群政治精英宰割!

反应

 

商余

南洋往事/黄康伟

【康怀无外】文|图:黄康伟

转眼间,在《南洋商报》上班已经是11年前的事了。

作为我加入媒体界的第一份工作,我一直很珍惜这份回忆。《南洋商报》的薪资不算丰厚,只够糊口。为了节省通勤费和时间,我从加影搬到八打灵再也一栋简陋的公寓,每日步行到总社上班,气喘吁吁,看着高速公路上的堵塞的车辆,我步入了这间报社。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南洋商报》的食堂。老板同样是福州人,熟悉的乡音,充满福州腔的中文,配上价廉物美的食物,都是熟悉的感觉。

收入不多,我几乎一日两餐都在食堂解决,一个碟子,一碗白饭,两样菜就是简单的一餐。

食堂外头有一台陈旧的打卡机。每位同事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卡片,每日上下班就要拿起卡片,“咔嚓”一声报到,开始及结束一天的工作。

媒体的工作不算轻松,国际编译组的工作时间还算固定。倘若没有突发状况,一般都在10时上班。上网抄写新闻标题、翻译、组稿、配图,琐碎的文字及编辑工作塞满了工作时间。

报人生活不轻松

初来乍到,我什么都不会。新闻系学习的内容与实务还有一定的距离,加上心情紧张,发挥得不好,还记得及上班第一个星期,我还被前辈询问:“你在学校有没有学过写新闻啊?”

前辈当然没有恶意,只是看我经验不足,要多多提点。我有时连简单的图说都无法清楚表达,自然需要好好指导。

回想起来,报人的生活真的好不轻松。而生产的报纸要送到谁的手里,也渐渐模糊。

在互联网的年代,读者习惯从社交媒体和短视频获取资讯,并且对严肃的内容避而远之。

《南洋商报》这份百年大报也在多年后迎来人事的变动和转型。就像我现在手中书写的内容,既可以从报纸上阅读,也可以从网站和应用程式上获取。

资讯获取的管道不再依赖破晓时分,被野狗追着跑的派报人员。阅读报纸也不一定是上班族早晨必然完成的事项。看报纸这个动作渐渐消失,手机则成了求新、求快的讯息管道,滑动手机才是日常。

报人应该如何适应这份转变呢?这是我离开《南洋商报》多年后仍然在思考的。我没有答案,我就像在塞万提斯的笔下,骑着瘦弱的驴子,杀着转动的风车。就像我当初每日坚持步行到南洋的办公室一样。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